（2026.09.26，新加坡）190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三江会馆和李氏总会，在同一年成立。时隔120年，三家从不同社会需求中诞生的华社组织，又站在同一个演讲台上。
9月26日，由三江会馆主办、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联办的“新加坡华人社团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论坛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举行。前新加坡国会议员成汉通和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萱博士担任主宾，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席研究员兼华商文化馆馆长陈丁辉博士、李氏总会副会长李气虹博士、三江会馆副会长杨建伟教授，则从商团、宗亲和地缘会馆三个角度，回望华社走过的120年，也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未来的华社，如何继续前行？
三家华社今年都进入120年里程，并非偶然。
回溯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晚清变局。经历内忧外患之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振兴工商、发展实业，并开始重视海外华商的力量。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派张弼士赴南洋考察商务、推动华商组织。同一时期，大量华人已经在南洋落脚、经商、成家。随着人口增加，一个逐渐成熟的移民社会产生了更强烈的组织需求。
1906年，中华总商会、李氏总会和三江会馆成立，反映了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日益强烈的组织化需求——经商需要协作，宗亲需要互助，同乡需要联结。
从互助，到参与新加坡社会
120年前，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年代。会馆、宗亲会和商团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互助救济、兴办教育、调解纠纷、联系商业、照顾乡亲，也代表华人与殖民政府沟通。
它们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化团体”，而是早期华人社会重要的基础组织。随着时代改变，这些组织所承担的角色也不断变化：从服务南来的华人，到参与本地社会事务，再到新加坡建国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华社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变。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120年，正是其中一个缩影。陈丁辉博士提到，总商会至今完整保存着横跨36年（1906—1942）的董事会议记录。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商会的会议与决策，也留下了华商社会在晚清及英国殖民时期不断适应环境、变迁和发展的历史轨迹。2024年，总商会名誉董事李秉蘐也出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其中重要的参考资料也记录了历史。
总商会与新加坡社会关系的重要转折，发生在战后。1947年至1957年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领导并推动华侨争取公民权运动，成功协助约22万名华侨取得当地公民权。这是新加坡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新加坡华社不仅保存了中华文化，也参与了“新加坡人”的形成。
随着新加坡独立建国，华社的功能再次转变。原来许多政治功能逐渐淡出，教育、慈善、商业发展和社会服务成为新的重点；伴随新加坡经济国际化，总商会的角色也进一步转向服务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和连接国际商业网络。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总商会的120年，既是浓缩新加坡发展的一个窗口，也展现华商群体不断改变自身定位的过程：从中国而来，在南洋立足，最终扎根新加坡。
年轻一代与会馆的重新连接
120年后的今天，华社面对的问题与当年已经不同。
今天的新加坡拥有成熟的政府治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商业服务体系。年轻人找工作，不需要依靠宗亲；创业寻找合作伙伴，也有专业机构和商业网络；遇到生活困难，更不会首先想到会馆。
过去许多由华社承担的功能，已经被现代社会取代。与此同时，支撑传统华社的社会结构也正在改变。
李氏总会副会长李气虹博士坦率地谈到会馆会员年龄问题。年轻会员比例偏低，而真正活跃的会员也只占一部分。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不愿参加会馆活动”的问题，还有在于语言、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今天的新加坡年轻华人成长于国际化环境，多数使用英语。祖籍、方言群、宗亲这些曾经重要的身份标识，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像祖父母一代那样具有天然的亲近感。
当年轻人不再追问自己的祖籍，地缘靠什么凝聚？当同姓本身不足以成为加入宗亲会馆的理由，血缘又靠什么维系？这可能是传统华社面对的严峻挑战：不是活动够不够“年轻化”，而是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吸引力正在发生变化。
李氏总会也在尝试寻找新的连接方式。自2020年开始，他们通过“文化沙龙”打开传统会馆的边界，从摄影、流行歌曲、饮食、文学，到国际事务和潮流文化，主题越来越多元，并尝试以英语举办活动，希望让原本距离会馆较远的年轻人走进来。
谈到这些年的尝试，李气虹徐徐道来。形式多样，话题多元，年轻人陆续加入。近一年来，50多位较年轻的李姓宗亲加入会馆，其中不乏来自创业、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新一代。
这个数字或许并不算大，让他颇为振奋。这或许说明：当血缘和同姓不再天然产生凝聚力，文化、思想、共同兴趣和参与感，或许可以成为新的连接点。
新移民带来新命题
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正在出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新移民。这使百年华社面对一个颇有意味的循环。
120年前，一批批华人为谋生下南洋；百年后，又有一批新移民为求发展来到新加坡。这批新移民不少人华语熟练，拥有专业、教育和商业背景，也与中国及亚洲经济保持着更加直接的联系。对于面临老龄化的传统华社而言，新移民无疑是一股“新血”。
新移民的到来，不只是给华社增加新力量，也带来新话题。三江会馆副会长杨建伟教授在演讲中多次谈到“融入”。他认为，融入不会随着一个人在新加坡工作、生活而自然完成，也不是理所当然的，“融入永远在路上”。
这对于新加坡尤其重要。作为一个长期吸引国际人才和外来人口的社会，人口流入可以带来人才、劳动力和新的经济活力，但如果新来者与本地社会缺乏理解和互动，也容易产生隔阂甚至引起本地居民的反感；当外来人口的规模和影响超过社会能够消化的程度，也可能对原有的文化和社会面貌带来冲击。
杨教授提出一个颇为形象的“客工”观点：新移民来到新加坡，作为新来者要懂得“为客之道”，对于不熟悉的制度、规则和生活习惯保持尊重和敬畏，而不是凡事以原来的经验和标准衡量这里。
这番话道出了“融入”的另一面：社会需要包容新来者，新来者也需要理解这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规则、文化与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华社或许恰恰可以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三江会馆近年来通过文化活动、社会参与和公益服务，帮助新移民认识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并鼓励他们参与公益和社团事务，在实践中建立归属感与认同感。
回望三家百年华社，他们要传承的，未必只是某一种组织形式。今天，时代不同了。
血缘仍然存在，地缘仍然存在，商业网络甚至比过去更加广阔，但这不足以顺其自然地把下一代凝聚在一个传统社团之中。因此，华社未来需要寻找的，是从身份连接走向价值连接。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三江会馆、李氏总会，三家华社能够走过120年，证明的不是传统从未改变。恰恰相反，它们能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寻找和调整自己的位置，以适应未来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正在改变人与人的连接方式，百年社团走向下一个120年，取决于它能否继续为新的时代创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