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18，新加坡）当人们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条从毕业、就业一路走到退休的直线，企业和社会该如何重新理解“工作”？因为生育、照护和家庭责任，女性可能更早经历中断职场，这也许正在成为未来更多女性要面对的人生形态。
9月18日，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SCWO）举行第三届“性别平等行动峰会”（Summit for Action on Gender Equality，SAGE 2026）。着眼于人类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和AI快速进入工作场景，未来需要改变的，或许不仅是女性如何适应职场，还有职场本身如何适应人的不同人生阶段。本届峰会以“Redefining Work: Creating New Pathways for Women”为主题，聚焦女性职业发展、重返职场、人工智能及未来工作模式。
与其帮她们重返职场，更应思考留下
SCWO(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最新发布了《Women’s Workforce Re-entry: Challenges, Barriers & Opportunities》。这项研究包括对120名女性进行的20场焦点小组讨论，以及对502名居住在新加坡、24岁及以上女性进行的线上调查。
调查显示，在曾经或正在经历职业中断的受访女性中，80%有意重返职场；近七成受访者认为，职业中断令寻找合适工作更加困难；61%则把灵活工作安排列为最希望获得的重返职场支持。SCWO同时说明，这项调查提供的是方向性参考，并不代表新加坡整体女性人口。
就这份报告，SCWO会长萧燕珊医生（Dr Seow Yian San）在致辞中表示，讨论女性重返职场，不能只从“回来以后怎么办”开始。如果女性因为育儿或照护压力需要离开职场，那么一些及时的工作调整和弹性安排，可能会帮她避免一次不必要的职业中断。
此外，同样是“重返职场”，不同女性需要的支持也并不相同。短期离职者可能更需要弹性安排；离开较长时间者可能需要重新建立专业网络和信心；年长女性可能面对年龄偏见；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对于岗位、薪酬、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面对研究中的发现，萧燕珊医生强调，SAGE并非一个只停留在讨论层面的会议，而应该把研究转化成具体行动。新推出的SCWO CoLab将联合会员组织及不同领域伙伴，测试和发展支持女性重返职场的实际方案。
政策可以打开门，但家庭和社会仍有现实挑战
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洁敏（Jasmin Lau）的演讲，从自己的生活谈起。
身为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她每天早上尽可能亲自送孩子上学。即使随后进入会议、处理公务，脑海中仍会有一部分牵挂着孩子。她以这个日常生活说明，工作与照护往往不是两个可以完全分开的世界。
她指出，衡量女性的进步，不应该只看多少女性进入职场或领导岗位，还要看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否能拥有工作上的选择和足够的支持做选择。
现实是，越来越多人的职业生涯已不再是一条直线。女性可能因为孩子或年长父母暂时离开，也可能转换行业、重新学习或者创业。
刘洁敏部长提到，灵活工作也不应简单理解为“在家办公”，还可以包括错峰工作时间、兼职及工作共享；随着AI改变岗位结构，职业转换计划也需要帮助劳动者进入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的新岗位。《职场公平法》则为包括性别、照护责任和怀孕等方面的职场歧视建立法律保障。
她同时提醒，有政策和法律，并不意味着职场文化已经同步改变。
人力部2023年公平雇佣实践调查显示，在遭遇职场歧视的员工中，只有约29%寻求帮助，低于2022年的35%。一些员工因为担心被边缘化，或担忧对职业发展造成影响，而选择保持沉默。SCWO也在此次峰会上宣布推出新的职场辅导与支持服务，为面对职场歧视或骚扰的人提供辅导和支持。
刘部长说，“政策可以打开门”，让政策起作用，还包括办公室和家庭里的现实因素——企业给予弹性安排时，是否附带隐性的职业代价；家庭内部的育儿和照护责任，能否得到更合理的分担。
她认为，对企业而言，这也并非单纯的成本问题。能够为员工在人生不同阶段保留空间的企业，更有可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这也可以成为新加坡竞争力的一部分。
AI时代，不能只要求女性“变得更强”
当未来人类寿命可能活到100岁，这对职场也会提出新的思考和要求，那么，我们还能用过去的职业制度来组织未来的工作吗？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江莉莉教授认为，过去“教育—工作—退休”的三阶段人生模式正在改变。未来的职业道路会出现更多暂停、重新学习、转型和重新进入。已经因为生育和照护等原因，女性会比其他群体更早经历这种“非线性职业人生”。
江莉莉教授是新加坡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她以“Redefining Work for a 100-Year Life: Pathways, Technology and Systems”为题发表主题演讲。AI为重新学习和进入职场提供了机会，江莉莉教授也提出了另一面。她把未来工作的三个关键概括为：路径是战略，科技是加速器，制度是赋能者。
她在演讲中援引一项研究，女性占主导的职业中，约29%受到生成式AI影响，高于男性占主导职业的16%。与此同时，目前全球AI专业人士中，女性大约只占五分之一。她认为，当一种将深刻改变工作方式的技术主要由某一群体设计时，就必须注意原有的偏见是否可能随数据和系统设计进入技术。
她举例说，过去曾有科技企业的招聘系统以长期男性占主导的历史招聘资料训练，最终对包含女性相关经历的履历产生不利判断。值得注意的，不只是系统出现错误，而是使用者看到的是算法已经筛选后的名单，却未必知道“谁在进入名单之前已经被排除”。
因此，在AI时代讨论女性发展，不只是鼓励女性“更有信心”“更加努力”或“提高韧性”。
江莉莉认为，多年来社会往往把改善的责任放在女性个人身上——要求女性更主动、更会谈判、更坚强；但当差距长期存在时，机构本身也应该反过来检视招聘、晋升、岗位设计和评价制度。她以新加坡管理大学自身的性别平等检讨为例指出，一些表面上中性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产生不同结果。
她提出，未来的工作应该允许人在一生不同阶段以不同强度参与；重返职场者可以有合理的过渡期；招聘者不应只是寻找履历中的“空白”，而应该理解一份履历背后完整的人生轨迹。此外，大量由女性承担的辅导、照护、团队支持等“看不见的工作”，也需要在组织评价体系中真正被看见和承认。
从女性重返职场，到AI改变工作，再到100岁人生重新定义职业路径，SAGE 2026所讨论的因此已经不只是一个女性就业问题。
当职业中断、转型和重新学习逐渐成为普遍的人生经验，女性面对的现实困难，也正在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未来的制度，是继续要求人们去适应一条固定的职业道路，还是重新设计道路，让不同人生阶段的人都有机会继续参与？
江莉莉在演讲结束时说，我们的责任不只是为下一代准备已经存在的道路，也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