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9.15 新加坡）东南亚以至亚洲战略格局日益分化，东盟有些国家既需要这个包容性区域论坛，也倾向加入成员少、行动快、包括区域外国家的平行小圈子机制。这正是东盟困局，使其越来越难成为亚洲国家齐聚处理事务、缓和争端的首选平台，即失去其“中心地位” （centrality）。
东盟长期通过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把东南亚与主要大国纳入同一对话体系。但面对重大挑战，东盟多个成员国选择与盟外国家组成与之并存的阵营。东盟秘书长高金洪昨天警告，东盟正面临被边缘化风险。他在雅加达东盟智库峰会上指出，印太国家逐渐绕开东盟处理经济、安全与科技问题，可能削弱东盟协调大国关系、凝聚共识的能力。
明年，柬埔寨籍的高金洪五年任期届满，新加坡也将从菲律宾接任轮值主席国，东盟迎来成立60周年。这既是回顾合作成果的时机，也迫使东盟面对：为另一个时代建立的机制，是否仍足以应对当前竞争加剧、分歧更深的区域环境？
高金洪指出，60周年应检视东盟制度是否适应剧变。“检验中心地位，在于机制能做成什么。中心地位不能只靠制度惯性维持。”坐在会议桌中心，不等于行动中心。
东南亚周边安全格局正出现许多成员较少、行动力强的圈子。美日菲深化三边合作，美日澳菲安全合作加强；美日澳与印度“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和澳英美(AUKUS)形成另外两套机制。它们未必意在取代东盟，却说明各国要快速解决问题时，可能绕开东盟。小型集团可直接协调海上演习、防务、供应链或科技项目，无须像东盟协调所有成员国。
东盟优势恰是包容性：即使美中、日俄分歧，东盟仍能把它们纳入同一对话体系。但包容也有代价。协商与共识虽避免分裂，却难及时行动。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26年《东南亚状况调查》显示，34.7%受访者认为东盟“行动缓慢、效率低下”，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局势。东南亚内部正在反思“中心地位”是否已偏移。
越南中央总书记苏林则指出，东南亚同时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和战略互信三重危机，正因如此，东盟“中心地位”更重要。这不是要求东盟拥有强大军力或经济实力，而是让中小国家在大国竞争中保有战略选择，并影响区域进程。
新加坡外长维文日前也说，中心地位让东南亚既能同主要大国接触，又能保持自主和塑造区域进程的能力。他也引用新加坡开国外长拉惹勒南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团结在一起，我们就会各自被击破。”
中心地位消减不意味着没有了东盟这个区域机制，更可能是东盟各国自行同大国谈判，或由另一联盟主导区域进程，从而削弱东盟集体谈判能力。东盟必须证明集体行动能带来成果。
菲律宾东盟事务发言人伊姆佩里亚尔指出，中心地位仍是东盟与对话伙伴交往的基石，真正挑战是把原则转化为实际成果。
缅甸与泰柬争端暴露东盟的局限：东盟对缅甸军政府控制选举的谴责被指被动且成效有限；泰柬处理海上争议时绕过东盟争端解决机制，柬埔寨转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若成员遇棘手争持便转向其它机制，“中心地位”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
问题已不只是Quad、AUKUS等多边小圈子增加，东盟也须确保成员国仍觉得自身机制有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日本教授古贺庆分析印尼印太战略时指出，雅加达越来越把东盟视为在大国竞争中保持影响力和战略弹性的工具。中心地位不必由东盟包办所有事务，而可以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的枢纽：多边小圈子处理具体问题，东盟提供更广泛政治框架，确保其行动与区域秩序衔接。与东盟相连的各个小型机制，既让各国更务实合作，也维持与东盟联系，未必削弱东盟中心地位。东盟不必击败新机制，而是要让它们离不开东盟。
真正危险的是，东盟沦为空洞发表声明的地方，平行的小圈子却成为解决问题的主场。“召集能力”与“执行能力”落差拉大。
高金洪指出，能源、粮食和经济安全日益相互牵连：能源中断推高通胀，粮食不安全演变成政治问题，贸易限制暴露供应链脆弱。科技亦然，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诈骗，以及气候灾害、有组织犯罪、海上安全风险，都不受国界限制。这些问题需要合作，但不必同一种方式：有些需东盟加持，另一些适合小圈子快速推进。
东盟真正要回答的是，能否兼容两种模式。这将是新加坡2027年接任轮值主席国后的重要议题。新加坡长期支持开放、守护规则、以东盟为区域秩序。但它面对的挑战，不只是捍卫“东盟中心地位”，而是证明这种中心地位能带来什么。东盟必须更务实、提升落实能力，允许更灵活合作，并把自身与周边日益密集的小圈子连接起来。
因此，东盟成立60周年正值关键时刻。它需要证明：亚洲越碎片化，东盟越有价值，而非越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