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02，新加坡）面对气候变化、地缘政治风险和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企业应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又如何在短期经营压力与长期转型之间取得平衡？
9月2日，第18届联合国全球契约新加坡网络峰会（UNGCNS Summit 2026）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逸濠酒店举行，汇聚超过700名来自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学术界和社会组织的代表。
联合国全球契约新加坡网络主席巴古博士（Dr Bicky Bhangu）主持炉边对话，与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Dr Janil Puthucheary），围绕“在全球不确定性中驾驭可持续发展”展开交流。
普杰立指出，可持续发展与韧性并非两套独立议程。对新加坡而言，水源、能源、粮食供应、废弃物管理、经济转型及人才培养，既关系环境可持续，也关系国家生存能力和长期竞争力。
在有限资源中创造有韧性的竞争优势
回顾新加坡过去61年的发展，普杰立表示，新加坡曾是全球水资源压力最严峻的国家之一，但通过长期投资与政策建设，水资源挑战已逐渐转化为国家韧性、技术能力乃至商业机会。
类似的发展思路也体现在能源和粮食安全。新加坡在推进液化天然气、太阳能及其他替代能源发展的同时，也在持续探索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同样，粮食供应不仅是成本或减排问题，也是维持城市稳定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
这里强调的不是一项独立的粮食政策，而是食品供应在城市整体韧性中的作用。“要建设一个可持续且充满活力的城市，就必须拥有具有韧性的粮食供应。”普杰立说。
新加坡曾多次进行经济转型，从低成本制造业走向高附加值制造业、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并进一步拥抱数码化和人工智能。面对绿色转型，新加坡需要再次发挥这种“自我重塑”的能力，把环境挑战转化为技术创新、投资和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这一过程离不开社会契约。政府不仅需要合理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也要帮助劳动者持续接受培训、掌握新技能，使他们能够参与绿色经济所创造的新机会。对外而言，新加坡则需要继续保持开放，与区域经济紧密连接，吸引资本、人才、技术和创意，并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和多边合作体系。
“这是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韧性路径，还是商业可行性路径？事实上，三者兼而有之。”他补充说道。
企业转型应从可量化的行动开始
UNGCNS（UN Global Compact Network Singapore）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在新加坡的本地网络，是注册在新加坡有IPC公益资格的非盈利组织。该机构与企业、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合作，以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础，推动企业采取负责任和可持续的经营实践。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进展并不乐观。根据峰会公布的数据，目前只有36%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符合预期的进展，另有15%的目标较2015年出现倒退。距离2030年只剩四年，企业和政府面临的压力，已从是否作出承诺转向如何落实行动。
与此同时，亚洲在绿色投资和产业转型中的作用持续上升。亚洲及大洋洲自2015年以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整体进展领先其他区域，并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约三分之一。资本、制造业、技术和供应链正在向亚洲进一步集中，也使区域企业承担更大的转型责任。
巴古博士表示，亚洲当前面对的主要限制，不是缺乏目标或资金，而是能否形成持续的执行能力。
“执行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项承诺。”他说。
谈及企业如何在未来一至三年内采取行动，普杰立提出了一条务实的推进路径。
企业首先需要了解自身运营情况，建立可衡量的指标，并由领导层承担责任。初期可以集中审视能源使用、碳排放、原材料来源和废弃物管理，从中找出能够同时降低成本、改善运营及减少排放的项目。
在取得初步成果后，企业才能进一步影响上下游供应链，并根据实践结果调整内部制度、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同步投资于人才培训和能力建设，确保拥有推动转型所需的专业技能。
他强调，企业必须摆脱“可持续发展等同于成本、合规和经营阻力”的固有观念，转而把它视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保障供应链和延续业务的重要机会。
因为中小企业资源有限，他不建议照搬大企业的转型模式。中小企业可以先从最直接的能源、资源与废弃物管理着手，找出经营中的低效环节，并以实际节省的成本和减排成果，为下一阶段转型建立基础。
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商协会、政府项目和跨境合作平台，共享培训和专业能力，并参与行业标准与监管政策的讨论。普杰立特别指出，转型融资和绿色融资的可获得性，仍是中小企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挑战，需要政府、金融机构、行业组织和大型企业共同解决。
大型企业则应发挥更强的生态带动作用。他形容，具有规模和采购影响力的大企业如同产业生态中的“蜂后”，其培训、采购和供应链标准不仅影响自身，也会带动周边合作伙伴共同转型。
全球规则重构，企业不能只在场外观望
面对部分国际机构缩减气候承诺，而资本与制造业进一步流向亚洲的复杂局面，普杰立认为，当前变化是结构性的，而非短期现象。未来的国际经济与商业关系仍在形成之中，这意味着企业和国家仍有机会参与塑造新的规则。
不过，建立自身韧性只是第一步。企业还应更积极参与国际讨论、行业标准制定和政策对话。“如果许多企业只是在低调推进，而外界并不知道这些行动，就可能削弱市场对于我们能够建立新型多边合作关系的信心。”他说。
新加坡将2026年定为气候适应行动年，并正推动制定全国气候适应计划。在落实减排承诺、调整能源结构及实施碳税的同时，新加坡也正视气候变化发生的现实，在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公共健康和企业运营等方面提高适应能力。
针对日益加剧的高温风险，新成立的高温韧性政策办公室将协调约20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相关工作。其职责包括推动研究、试点项目及跨部门政策协调，并研究建筑环境、交通、户外工作和公共服务如何应对更高温度及更频繁的极端天气。
普杰立表示，有关措施通常会先以指导原则和行业守则的形式推出，部分内容日后可能逐步转化为监管要求。不过，这一过程将继续与企业、商协会、学术界及受监管行业展开协商。
2027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气候适应也将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议题。随着新加坡企业高度参与跨境能源、航运、航空、监管及资本流动，其经验和声音对于推动东盟形成更具韧性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目前，新加坡正在推动与英国、澳大利亚等伙伴推动的绿色经济协议。面对多边体系的不确定性，新加坡正通过双边合作先行展示绿色经济合作的可行性，并以此推动更广泛的国际规则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