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娓/时代财智
（2026.09.03，新加坡） 新加坡一向以整洁、高效和良好的城市治理著称。然而，在这些广受认可的赞誉之外，一个现实问题也难免浮现：花园城市的背后，环保是否已进入普通平常百姓家，或者也融入企业的经营思维？
9月2日，在第18届联合国全球契约新加坡网络（UN Global Compact Network Singapore，UNGCNS）峰会期间，UNGCNS首席执行官福格蒂（David Fogarty）接受《时代财智》采访时直言，新加坡社会的环保意识虽然正在提高，但“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飘绿”会转化为企业的声誉风险
相比宏大的净零目标，他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场景——垃圾、塑料袋和回收，开始谈起。
说到新加坡居民的垃圾分类和回收习惯时，福格蒂认为，社会对不同种类回收设施的认识正在增加，但再循环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他的问题还包括过度消费、一次性用品以及人们是否养成减少重复使用和浪费的习惯。
他举例说，购买一杯饮料时，消费者可能同时拿到塑料吸管、塑料包装和塑料袋。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是刻意浪费，而是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其实并不一定需要。
“Old habits die hard（旧习难改）。”
他认为，环保转型因此不仅是基础设施问题，也是行为问题。一个人拒绝不必要的塑料袋，看似只是很小的动作，却可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选择。
类似的落差也存在于企业层面。
过去几年，亚洲企业纷纷宣布净零排放、减碳以及ESG目标，但市场对“承诺很多、执行有限”的质疑并未消失。
福格蒂认为，目前企业公布新目标的数量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可持续发展正在降温。相反，一些较成熟的企业正在从“宣布目标”进入“落实目标”的阶段。
他观察到，部分企业已经开始把几年前作出的承诺落实到采购、供应链、循环利用政策及日常经营中。
对于市场上的“漂绿”（greenwashing）现象——企业给产品或业务贴上绿色标签，却缺乏相应的行动。然而，随着消费者和市场判断能力提升，漂绿不仅是道德问题，也可能转化为企业的声誉风险。
他透露，加入UNGCNS网络，不仅要承诺，还要报告进展，如果无法体现实际行动，就不能依赖联合国全球契约的身份进行品牌背书。
“喊一句口号很容易，要把目标落实到采购成本、供应商选择、资本开支和商业模式中，则意味着利益取舍。”
可持续发展被重新定义为“韧性”
在经济增长放缓、企业面对成本压力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是否仍应该成为经营优先事项？
福格蒂认为，企业首先需要改变思维：不要只把可持续发展理解为成本或者合规要求，而应该思考它是否能够创造商业价值。
他表示，一些绿色产品和转型项目在短期内可能增加成本，但如果忽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趋势，企业同样可能面对商业模式被淘汰的风险。
他认为，可持续发展不能成为企业经营之外额外增加的一个项目，而应该逐步进入产品、供应链、员工管理和治理体系。人工智能也未必与可持续发展形成竞争关系，相反，更好的数据和分析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改善报告、能源使用和风险管理。
当天峰会上谈到了能源和粮食安全。福格蒂提到，一些企业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精准用水以及室内和垂直农业提高本地食品生产。不过，他不认为垂直农业是解决粮食安全的万能答案。
“它不是长期解决方案的全部，它只是组合的一部分。”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能源和水资源。可再生能源、循环水和海水淡化等措施的意义，不只是减少碳排放，也在于当外部供应发生变化时，为国家增加更多选择。
换言之，可持续发展在新加坡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重新定义为“resilience”——韧性。比如，企业因为洪水、极端高温或者供应商中断而无法经营，那么环境风险已经直接成为商业风险。
他笑着说，“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个词不像过去几年那么频繁了，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只是越来越多企业开始使用“韧性”和“影响力”等更接近经营现实的语言。
新加坡的优势，也是区域责任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大量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所在地，新加坡拥有绿色转型的重要资源：资本、金融机构、监管体系以及相对成熟的企业治理。但新加坡的供应链大量分布在境外，意味着它不可能单独完成可持续转型。
新加坡是个“小红点”，如何在国际发挥绿色转型影响力？福格蒂认为，新加坡可以在东盟扮演金融、治理和区域协调的角色，尤其通过可持续金融推动跨境绿色项目，“小红点会变成小绿点！”
随着新加坡将在2027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提高。
最近，马来西亚和文莱深受印尼烟霾困扰，于是向东盟寻求协助。福格蒂认为，跨境烟霾问题，实际上也是区域可持续治理面对的核心困难：污染、供应链和气候风险并不会停留在国界之内，但政策执行权仍主要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
不过，跨境环境治理也可能暴露出东盟合作的复杂性。作为UNGCNS负责人， 福格蒂把可持续发展称为一个“wicked problem”——由大量相互关联因素构成、无法通过单一政策或技术解决的复杂问题。
在他看来，真正最难解决的问题甚至不是技术和资本，而是人的行为。
人类不断消费资源、制造废弃物，却很容易把自然环境理解为与经济和生活无关的另一个议题。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没有Planet B。”
如果继续过度消费、过度捕捞、砍伐和消耗自然资源，那么即使短期能够创造财富，最终仍必须面对“还剩下什么”的问题。
因此，从一个塑料袋，到一家企业的采购制度，再到一个国家的粮食、能源和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社会是否愿意为了长期生存能力，改变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和商业模式。
对于新加坡而言，绿色金融、政府支持和较完善的治理体系构成了明显优势；但垃圾回收习惯、消费文化、转型成本、供应链依赖以及跨境环境治理等问题同样真实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故事，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绿色样板”，而仍是一场正在进行的社会、商业和治理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