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娓文章《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的价值何在？》有感/闻喜
宋娓女士在《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的价值何在？》（5月3日印尼《国际日报》B4版）一文中提出的深刻问题，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这个技术狂飙时代的人类集体焦虑。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劳动从最初的生存必需，演变为异化的枷锁，再到如今面临被机器全面替代的危机，这一人类最基本活动的意义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构与重构。
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困境首先表现为“存在性危机”。黑格尔早已预示：人类通过劳动确证自我存在。当十九世纪工人沦为生产线上可替换的零件时，马克思就愤怒地指出，劳动已被异化为压迫工具。而今天，人工智能带来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异化，而是更为彻底的”存在消解”——算法不仅接管了我们的工作，更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人类去做的事”。那些曾经让我们自豪的专业技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无足轻重。
现代社会的悖论在于：我们越是追求效率至上，就越陷入”劳动贫困化”的怪圈。法国哲学家西蒙东曾警告，技术进化可能导致人类功能的退化。当人工智能能写出优美的诗句，创作惊艳的画作，破解蛋白质结构，人类劳动者被迫退守到算法尚未完全征服的领域，或是降格为AI的”监工”与”数据饲养员”。这种”降维求生”不仅威胁就业，更在消解劳动本身的精神价值——当工作失去创造性与自主性，劳动者如何从中获得尊严？
但历史的辩证法总是给予我们希望。回望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卢德分子砸毁机器的行为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对抗技术进步，而是重新定义人在新生产范式中的位置。今天同样如此，人工智能与其说是劳动的终结者，不如说是劳动形态的催化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预言的”风险社会”正在成为现实：传统岗位消失的同时，人机协作、创意劳动、情感服务等新型工作形态不断涌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作会不会消失，而在于我们能否发展出与技术共生的新劳动伦理。
劳动价值的重构需要回归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中找到了反抗荒谬的力量。这些哲学思考在AI时代焕发新生：当机器接管了大部分工具性劳动，人类劳动将更聚焦于意义创造。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提出的”关联主义”启示我们：未来劳动的价值不在于产出效率，而在于建立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深度联结。一位教师通过AI辅助批改作业后，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学生的心灵培育；医生借助诊断系统后，能够更专注于病人的整体疗愈。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幻想的不劳而获社会，实则隐藏着深刻的人性危机。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奖赏机制与目标达成紧密相关。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提出的”心流”理论揭示：适度的劳动挑战带来的专注状态，才是幸福感的真正来源。马斯克等科技精英的工作狂热并非特例，而是印证了劳动作为生命表达的内在需求。亚里士多德曾说，实现潜能才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面对AI浪潮，我们需要的不是恐惧或盲从，而是构建新的劳动哲学。这种哲学应当包含三个维度：在工具层面接受人机协作的必然性，在价值层面坚守劳动的人本主义内核，在存在层面重新发现劳动作为意义载体的永恒价值。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提醒我们：技术变革从来都伴随着权力关系的重组。在算法决定产出的时代，如何确保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如何维护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将成为比技术本身更关键的议题。
站在文明演进的高度，人工智能带来的或许不是劳动的终结，而是其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当机器承担了重复性劳作，人类终于有机会回归劳动的本真状态——不是出于生存胁迫，而是源于创造冲动；不是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探索可能性边界。从石器时代的第一次敲打到AI时代的代码创作，劳动始终是人性最深刻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技术如何变迁，”我劳动故我在”的命题将永远成立。
工作着确实是美丽的，但这种美丽不再应来自被迫的艰辛，而应源于自由的创造。当算法接管了大部分计算性劳动，留给人性的，正是那片最为珍贵的领域——在不确定中探索，在有限中超越，在必然中寻找自由。这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给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让我们重新发现劳动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