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以“在世界变局中共创亚洲未来”为主题，广邀全球政商学界领袖展开对话，在国际秩序剧烈重塑之际，为亚洲及全球未来探索共识路径。论坛期间，多次重申“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合作框架不可替代”，呼吁通过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挑战，重建国际信任。
然而，在高度一致的外交语言背后，一个现实问题依然难以回避：当今联合国体系是否还有能力高效回应新一轮全球性挑战？亚洲国家是否应当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同时，探索区域治理的替代路径？
作为冷战后全球共识的象征，联合国长期承载着维护和平、安全与推动合作的使命。然而进入21世纪，其结构性痼疾愈发明显：安理会的否决机制使关键事务频繁陷入僵局，而联合国大会虽具象征性意义，却缺乏实质执行力。乌克兰危机与加沙冲突便是典型案例，面对持续冲突与人道灾难，联合国的回应多停留于“呼吁克制”“深表关注”的层面。政治对立令国际法和道义声音难以落地，其全球治理能力正遭遇严峻考验。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联合国的“迟缓体质”亦愈加显露。尽管设有若干专责机构，但在生成式AI、跨境数据治理等前沿议题上，仍滞留于原则探讨与框架倡议，远远落后于技术演化与监管实践的现实节奏。与之对比，欧盟已率先推出《AI法案》，中国正加快数据安全与算法治理的立法进程，新加坡推出亚洲首个人工智能监管模式框架，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显示出区域国家在技术规则制定上的主动性。
在此背景下，博鳌论坛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既是对未来区域合作的愿景，也是一种对联合国困境的制度回应。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正从全球治理的被动参与者，转向制度创新的积极塑造者。印度近年来以“全球南方”的代表身份，在G20等平台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呼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印尼持续发挥“中间力量”的平衡作用，稳定推进东盟机制，并在AI伦理与多边金融领域提出实质性主张。新加坡则以“桥梁角色”深化绿色金融、数字贸易、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制度试验，为全球提供了具有执行力的合作样板。
亚洲区域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落地，进一步说明区域国家强烈意愿构建有效、可操作的多边合作机制。这类“区域多边主义”的崛起，正成为碎片化全球格局中的现实解法，也为全球合作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新模板。
联合国的存在依然不可或缺。它的历史地位与象征价值依然具有制度基础性意义。但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与技术演变之下，它已不再是全球治理的唯一解答。面对治理赤字、合作信任的下滑趋势，单一制度中心难以回应多极世界的复杂局势。全球秩序的稳定，亟需联合国与各区域机制之间的互补与协同。
近年来，美国相继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在多边议题上的“选择性参与”，削弱了联合国原有的协调能力与政策合法性。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一直坚定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持续推动“一带一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深度对接，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公共产品。在这一基础上，亚洲有责任也有能力，推动建设更多具有区域响应力、制度执行力与现实适配性的合作框架，弥补全球治理的结构性空白。
博鳌论坛所传递的，不仅是共创亚洲未来的理想信念，也是一种责任担当与战略崛起。由此更应思考在既有框架基础上，如何构建更多具有区域响应力和执行效能的多边机制。正是这些机制的补充与协同，将有助于联合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全球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