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2，新加坡）上周六(7月12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文化论坛——“人工智能、综合娱乐城和新加坡的发展优势”。这是由三江会馆主办、“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系列文化讲座之一。三位演讲者：杨建伟教授、宋娓总编辑与李叶明主任，分享新加坡过去60年的成长轨迹与未来挑战。
1906年于新加坡成立的三江会馆已经有百多年历史，“三江”原指浙江、江西和江苏。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蘐博士表示，在新时代下会馆不断拓展，三江的文化不止于回顾，也可以是对当下和未来的建言。这次是三江首次将‘馆内’文化活动推向公众广场，未来也将把文化活动推广到“三江”以外，与更多公众接触和互动。近年来，三江会馆成立学术委员会，重视挖掘本地历史和研究，传承文化薪火。去年，李秉蘐博士出版了《1906-1942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角色与功能研究》，成为新加坡华社发展和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不可能”中创造奇迹：新加坡的综合度假城模式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60周年，在新加坡的重大转变和成功模式中，“综合度假城”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三江会馆副会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杨建伟教授,以“综合度假城,新加坡创造的奇迹”为题，回顾了这段曾引发全民争议，却最终被历史验证为国家关键决策的故事。2004年，在经过全国上下长时间辩论后，新加坡政府决定开放设立赌场，并于2005年由总理李显龙正式在国会宣布这一政策转折。
这一决定在当时有多么“不可想象”！杨教授指出，李光耀当年曾直言“除非跨过我的尸体，新加坡不会开赌场！”，而十几年后，新加坡政府不仅开了赌场，还将其置于综合度假城的顶层设计之中。金沙与名胜世界的成功，不只是经济数据的胜利，更是一次政治胆识与制度设计相辅相成的典范。
杨教授援引2024年金沙集团的数据：总收入超过42亿美元，其中博彩收入占70%，利润率高达九成。但他特别提醒，不能只看到表面数字，真正重要的是制度背后的治理理念。比如，政府对本地人入场设限，对赌场收益课以重税，同时通过大量配套政策确保社会稳健。这不是“建赌场”，而是在国家战略之下，设立一个以会展、酒店、零售、文化、娱乐为主轴，博彩为辅的综合经济引擎。
杨教授的话语，时而幽默，时而锋利，引得台下观众共鸣，笑声不断。他风趣地说，新加坡的“赌场”经营思维，这些年吸引了中国、韩国、越南、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纷纷“抄作业”，希望引进新加坡综合度假城的成功经验。“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通过制度结构与文化治理，真正做到‘拿捏住风险与效益之间的临界点’，”杨教授高度评价“综合度假城模式”——制度设计与政治智慧的结晶。
他总结说：“小国没有犯错的空间。新加坡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我们敢于在最敏感的问题上作出最理性的决定。”而这种“理性”，来自政治领袖对未来的忧患意识，也来自制度执行者对社会平衡的深刻理解。
制度的演化与未来的信任：新加坡新世纪的优势
三江会馆教育委员会主任李叶明的分享，则从制度根基出发，深入分析新加坡的结构性优势。他强调，新加坡的制度成功之处，不在于不变，而在于“不断调整与再设计”。
通过梳理新加坡在独立60年来的治理轨迹，从最早承袭英式体制，到后期不断制度本地化、动态调整，李叶明特别指出，新加坡的成功不在于制度“稳”，而在于制度“活”。选举制度、公积金、反贪机制、媒体法规，几乎每十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与优化。“制度的韧性，不在于其不可动摇，而在于其能否与社会变动同步呼吸。”他说。
他指出：“新加坡从未盲目继承殖民传统，而是不断在选举制度、公共财政、法律机制上本地化、迭代、优化。”从非选区议员制度，到设限竞选经费、规范媒体法律，新加坡展现出一种“小国有大智”的治理风格。
不约而同，和杨建伟教授的一样，李叶明特别提出一个关键词：忧患意识。他说，新加坡之所以在中美博弈、多极格局中仍能突出，是因其双语制度、多元文化、政治稳定与社会包容——这些“非天然优势”，都靠制度构建。他引用李光耀在1998年提出的质问：“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这种忧患意识，正是国家持续前进的深层动力。
在算法浪潮中维护信任：AI时代的媒体未来
《时代财智》总编辑宋娓，从媒体行业的变化切入，以《人工智能时代，媒体的未来》为题，娓娓道出一个被公众广泛感知却缺乏深刻讨论的现实：AI正在重塑媒体，也在重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们以为在阅读世界，其实是被平台投喂。”宋娓指出，新闻的三大传播特性——信息的选择性、话语的建构权、以及受众的信任机制，正在被AI悄悄重写。新闻不再由编辑团队决定，而是由用户行为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型“个性化推送”。平台通过算法放大某些声音，隐藏其他议题，将我们包裹进一个信息茧房。
她警示，当图像可以伪造、语音可以合成、观点可以复制，公众的“事实感”正在流失。而这不仅是媒体行业的危机，更是社会共识的基础正在遭到侵蚀。她提出：“AI可以生成内容，但无法生成责任；它可以模仿情绪，却无法真正共情。”她强调，未来媒体的真正竞争力，不在于谁生成内容快，而是谁能够赢得信任、建立验证机制、承担传播责任。
“你所看到的世界，不完全是你选择的，而是算法为你筛选。”这意味着，未来媒体人不再只是内容生产者，而要成为“可信机制的守护者”。她呼吁社会在AI技术推进之余，更要重建清晰的信任路径，包括来源透明、内容验证与责任归属。
人工智能不是问题的答案，但可以是追求答案的工具。她强调，新闻的未来，不只是技术更强，更要回应人们对真相的渴望、对公共空间的想象、对自我决策的坚持。
她以手表为喻巧妙收尾：“今天我们不靠手表看时间，但一只好表，依然值得被珍惜。真正留下来的，是有信任与品味的品牌。媒体也是如此。”
这场讲座，三位讲者从不同维度指出一个共同的新加坡故事，这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在未来科技浪潮中保持判断力、以制度经验构筑国家优势的城市国家。正如杨建伟教授的文章《忧患意识》——发表于24年前国庆日《联合早报》，其中说到：“新加坡提醒我们，小国若要在强手环伺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永远保持忧患意识。”
这场文化讲座是三江会馆“SG60”系列的第三场，现场吸引了逾百位公众，嘉宾包括前国会议员王家园博士，以及众多社团、学界与青年代表。在颠覆科技汹涌而至的当下，这场讲座一次思考，三江文化讲台不仅是回顾历史，温故知新，更在为新加坡的未来构建精神坐标，激发社会在应对变化中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