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1，新加坡）资深媒体人闻喜于日前围绕“全球文明倡议”这一话题，在雅加达专访了印尼知名学者阿塞普·塞蒂亚万。
阿塞普·塞蒂亚万（Asep Setiawan）为穆罕默德迪亚大学（University of Muhammadiyah Jakarta）国际关系专业副教授，穆罕默德迪亚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项目的教职人员。学术贡献显著，已出版十多本探讨国际关系与新闻学交叉领域的著作。阿塞普的影响力还延伸至新闻领域，他在报纸、广播、网络媒体和电视广播等各类媒体平台上拥有超过二十年的辉煌职业生涯。
2023年3月，在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为了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阿塞普·塞蒂亚万就这一相关话题，回答了记者五个方面的问题。
记者：印尼与中国都为世界的重要文明体，各自都拥有独特的文明。两国在多个重大外交场合以及外交文件中都强调加强两国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您认为，中印尼的文明存在哪些共同之处？两国在哪些文明领域可以优先加强交流互鉴？
阿塞普：在探讨中国和印尼的文明联系时，我想强调的是，尽管这两个古老文明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显著的共通之处。
这两个文明都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拥有强大的社区纽带和家庭结构。它们发展出了融合性的宗教传统，能够和平地整合多种信仰体系。从文学到表演艺术，它们的艺术表达往往反映了相似的和谐与平衡的哲学价值观。
在优先加强交流的领域方面，我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传统知识的挑战。创意产业是另一个充满希望的领域——合作拍摄电影、举办艺术展览和表演可以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教育交流应超越精英机构，扩展到职业教育和社区层面的合作。此外，我们不应忽视传统医学，这两个国家都在数百年间发展出了成熟的医疗体系。
这种交流之所以特别有价值，是因为这两个文明都不寻求主导对方。相反，这代表了平等文明之间的真正相互学习，双方都深切尊重对方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记者：在您看来，印尼社会对“全球文明倡议”的认知度如何？印尼媒体上这些方面的报道与信息多吗？印尼学界以两国文明交流情况为方向的研究多吗？印尼社会总体上是如何看待印尼与中国的文明交流？
阿塞普：在我看来，印尼社会对“全球文明倡议”的认知仍相对有限。虽然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以及外交或学术界人士可能对此有所了解，但这一概念尚未深入渗透到主流意识中。
印尼的媒体报道往往更侧重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具体双边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文明交流框架。即便有所报道，也通常是在高层外交会议期间提及，而非将其作为一个独立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印尼学术界，虽然存在专门研究中国-印尼文明交流的学术成果，但数量并不多。我们的大学设有多个中国研究中心，但这些研究中心的研究往往更侧重于经济和政治关系，而非文化或文明层面的交流。这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印尼公众对中国文明交流的看法相当微妙。大多数印尼人欣赏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如美食、传统医学以及历经数百年已融入当地传统的哲学思想。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文化复兴也怀有天然的好奇心。
然而，这种积极的文化欣赏有时会伴随着政治上的警惕。深化文明交流的关键在于确保这些倡议被视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学习，而非单向的影响。当印尼人看到自己的文化贡献得到同等重视时，他们参与交流的热情就会高涨得多。
最成功的交流往往发生在社区层面，通过文化节庆、教育合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凸显共同价值观，同时尊重彼此的差异。
记者：我也看到了一些印尼高层官员对“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与中国文明交流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据您分析，印尼试图加强与中国的文明交流，其可能的出发点是什么？印尼是基于何种考虑？
阿塞普：从学术角度来看，确实有几位印尼官员对“全球文明倡议”表现出了显著的兴趣，我认为这既反映了战略上的务实主义，也体现了真正的文化好奇心。
印尼加强文明交流的主要出发点可能源于我们作为文明交汇点的历史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印尼成功地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西方以及中国等多种文化影响融入了一个既团结又多元的国家身份之中。这种历史经验使印尼自然成为了文明对话的参与者。
推动印尼参与文明交流的考量因素似乎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们认识到文明对话提供了一种超越纯粹经济或安全框架的外交“第三空间”。对于印尼奉行的“独立-积极”外交政策传统而言，文明交流提供了一种不受结盟约束的参与方式。
其次，印尼寻求作为主要文明体的认可。通过与中国作为平等的文明伙伴进行交往，而非仅仅作为经济伙伴，印尼肯定了自己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大国的地位。
印尼对中国在平衡传统与现代化方面的经验具有实际兴趣。印尼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保护文化遗产的相似挑战。中国的做法——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都提供了有价值的比较性见解。
最后，还有国内因素需要考虑。由于印尼有大量华裔社区，这些社区是我们国家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文明交流提供了一个机会，既可以承认这些社区对印尼身份的贡献，又可以使与中国相关的讨论正常化。
学术界对这种交流潜力持积极看法，尽管我们强调，印尼在参与交流时应基于对自己文明成就的自信，而非作为次要伙伴。最富有成效的交流将承认这两种文明都是应对当代全球挑战的智慧源泉。
记者：您觉得，印尼与中国在进行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与挑战？对于中国来说，在与印尼的文明交往中，需要注意什么？
阿塞普：在谈到印尼与中国文明交流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和挑战时，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想强调几个关键挑战。
首先，存在显著的知识不对称。中国学者和官员往往对自己文明的认知非常深入，但对印尼除巴厘岛或爪哇岛以外地区的多元文化传统了解较少。与此同时，印尼对中国文明的认知有时仅停留在表面文化元素或当代政治叙事层面。这种知识不对称造成了交流的不平衡。
其次，历史敏感性依然存在。印尼与其华裔社区之间复杂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发生的事件，造成了潜在的紧张关系，这些历史阴影偶尔会再次浮现。需要承认并谨慎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宗教差异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人口国家，在伊斯兰教话语中具有重要影响力，这意味着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文明交流倡议的看法。
具体到中国，我想提出几点建议。中国应认识到，印尼不仅仅是文化影响的接受者，而是一个拥有自己深厚哲学传统的成熟文明体，值得认真研究。将东南亚主要视为历史上朝贡关系的视角并不符合印尼的自我认知。
中国还应仔细区分政府间倡议与真正的人民间交流。当社区发现真正的联系，而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规划时，最可持续的文明对话才会发生。
最后，中国应强调努山塔拉（Nusantara，即千岛之国）文明对中国发展的历史贡献——如航海技术、农产品、哲学概念等，而不是将自己定位为唯一的文明中心。最富有成效的交流应该承认历史上相互的影响和学习。
最有前景的方法是为两国的年轻一代创造空间，让他们在应对共同的当代挑战时，从各自的传统中汲取智慧进行合作。
记者：如果要进一步加强印尼与中国的文明交流互鉴，您对中国政府有哪些好的建议？尤其是在媒体传播这一领域。
阿塞普：首先，投资于真正的联合制作，而非单向的内容分发。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举措应该是让印尼和中国的创作者在电影、纪录片和数字内容方面进行平等合作，探索共同的历史联系或当代相似之处。当印尼观众看到他们的观点得到真实呈现时，参与度会显著提高。
其次，在主要中心之外，也要重视叙事多样性。中国媒体往往关注雅加达、巴厘岛或日惹，而印尼的文化丰富性却遍布数千个岛屿。同样，印尼对中国的了解也往往集中在北京、上海或广州。媒体交流应该突出两种文明中的地区多样性，或许可以通过建立城市/地区配对关系来实现。
第三，语言投资仍然至关重要，但目前还不够充分。中国对中文大学中印尼语项目的支持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具备深厚语言和文化素养的媒体专业人员仍然稀缺。长期的记者交流项目以及文学和学术作品的翻译倡议将奠定可持续的基础。
第四，要谨慎考虑语气。中国媒体有时采用指导性或宣传性的方式，这与习惯于更对话式风格的印尼观众并不产生共鸣。承认复杂性、邀请对话并偶尔运用自嘲式幽默的内容往往更受欢迎。
要充分利用印尼活跃的社交媒体环境，而不仅仅依赖传统渠道。印尼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数字人口之一，在Instagram、TikTok和YouTube等平台上具有特别强大的影响力。专注于文化交流的微型网红合作往往比正式的机构信息传递更有效。
最后，耐心至关重要。文明交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结出最宝贵的果实，而非新闻周期所能衡量。具有一致、长期承诺且能够经受住政治波动的项目，最终将对相互理解作出最有意义的贡献。
闻喜（作者旅居印尼资深媒体人、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