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8.19 新加坡） 新加坡最新一轮对社交平台的监管，从要求平台承担诈骗横行的责任，进一步把这个责任前移：从事后删帖、删广告，推进到事前核验身份、审查牌照、限制陌生人接触，并要求平台主动阻断诈骗。
新加坡最新推出的措施，要求脸书、Instagram 和 TikTok ，根据政府的记录查验在它们平台发布广告者的身份，禁止无牌金融服务机构投放广告，凡涉嫌诈骗的，须从速下架。相关规定必须在2027年1月31日前落实，违规平台最高可被罚款100万新元。
新加坡也首次单独推出一套行为守则，覆盖：
- Telegram
- Apple iMessage
- Apple FaceTime
- Google Messages
- Google Meet
这些服务必须采取措施，让陌生账号更难直接接触用户，或者在陌生联系人发来信息时向用户提示潜在诈骗风险。
新加坡媒体指出， 新加坡并非第一个要求社交平台为网络诈骗承担责任的国家，但其监管路径在亚洲颇具代表性：从要求平台“发现并删除”，进一步走向“事前核验、主动阻断”，把反诈骗责任更明确地压到平台身上。
全球对社交平台保护用户免受网害的能力，近年疑声四起。去年，即使防护提高，新加坡诈骗案仍有约三成涉及脸书、Instagram 和 TikTok，其中脸书 独占约18%。警方形容这三者是用户遭遇诈骗风险最高的平台。
因此，新加坡的新策略是要求平台在源头建立防线。其意在先发制人，绝骗子路径。
有些国家早已用严控的方法来杜绝儿童的社交平台问题。澳洲于去年12月成为全球首个全国禁止未满16岁者使用社交平台的国家。法律生效前数月，脸书母公司Meta 邀请育儿类网红聚于悉尼，举行 “Screen Smart” 活动，试图说服家长和公众：全面禁止青少年用社交平台不是上策，平台自身带有的安全工具或许更有效。
Meta 此后在其它国家讨论年龄限制时，也以此策略应对。其还曾通过生活方式、育儿和心理健康领域的网红，推广其另一子公司 Instagram 的 “青少年帐户” 和家长控管功能，以示他们可以自行防护。
Meta 的核心论点很简单：如果平台能够做好防护，就没有必要采取全面禁令。它还警告，禁制太甚反而会使年轻人转向防护较为疏漏的平台。
但这一论点越来越难与 Meta 的商业利益割裂来看。青少年不仅是今日的用户，也是他日的消费者，他们自幼习惯使用一个平台，往往就终身不舍。所以Meta 其实是在保护其日后的市场。
而澳州的经历也显示要严密落实监管并不容易。禁令实施三个月后，当地网监机构发现，超过80%的青少年仍在使用社交平台，许多人甚至没有被要求证明年龄。Meta 则表示，公司已删除约75.6万个疑为青少年所有的澳洲帐户。
英国《卫报》指出，这一事例颇为尴尬：政府虽可以立法禁用社交平台，但要在跨国数字平台之间真正执行这些法令，却困难得多。
社交平台问题正在亚洲其它国家受到广泛关注。印尼于今年3月成为东南亚首个全面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的国家；印度也在讨论按年龄设限，巴西则将加强儿童账号的年龄验证，并要家长与孩子的账号建立绑定关系。
对 Meta 而言，这些并非孤立的争端，而是各国设限要是连成一片，这将挑战其数字版图。这也正是为什么儿童安全的争论与新加坡反诈骗措施息息相关。两者背后的核心问题其实相同：数字平台既能创造一个可产生伤害的环境，而伤害一旦发生，到底责任归谁？
多年来，科技行业大抵遵循一条思路：用户负责保护自己，平台则安置一些安全工具，任用户自取自用。如今，这一思路已被挑战。
新加坡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告诉平台：仅仅提供工具已经不够。平台必须主动核实广告主，阻止可疑广告，并在发现欺诈内容后迅速采取行动。
问题之所以重大，是因为这些平台已处于商业、通讯和社会生活的交汇点。一则 脸书广告可能是寻常宣传，也可能是窃人积蓄的骗局；一条 WhatsApp 信息可能只是闲谈，也可能是“杀猪盘”的第一步；一个 Instagram 帐户可以提供娱乐，也可能让年轻人接触到自残、饮食失调或暴力等有害内容。
这些平台因此已成为社会关键基础设施——虽然由私企运营，但其影响早已超越企业本身。Meta 自身也开始把更多安全功能嵌入产品。例如，推出“诈骗提醒”，利用设备端机器学习辨认带有风险的对话，并让用户可以屏蔽、举报或继续交谈。
但技术本身不能消弭问题。诈骗者会不断调整骗术，青少年也会寻找绕过年龄限制的方法。一则广告虽删。却可能换一种形式重新出现，一个帐户被封，也可能旋即生出新号。想以技术一劳永逸，恐怕不可能。。
因此，各国政府越来越难以依赖科技。媒体指出 ，新加坡最新的监管守则代表一种更明确的转向：监管不再只是要求平台“做得更多”，而是定下具体的责任，使有关方有法可依，有责可问，有罚可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