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6，新加坡）最近一项研究指出，外籍渔工在海上死亡事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这些悲剧往往与渔业制度以及远洋作业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渔船多在公海作业，一旦发生虐待、事故或冲突，外部执法力量难以及时介入，渔工只能高度依赖船长的保护。然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环境下，这种依赖反而容易演变为风险，甚至导致死亡事件的发生。
该研究分析了 55起印尼渔工在远洋渔船上死亡或失踪的案例。这些渔船隶属于中国、台湾或韩国的公司或个人，并悬挂相应国家或地区的船旗。按照国际海事法律原则，这些船只在法律上属于船旗国或地区的管辖范围。
研究指出，除非全球海鲜市场减少甚至停止采购这些渔船所捕捞的海产品，并建立覆盖整个供应链的可追溯机制，否则问题渔船仍可能继续肆无忌惮地运作，对渔工的生命与安全置若罔闻。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商学院现代奴隶制研究中心主任斯特琳格（Christina Stringer）表示，研究团队借助 “死权政治”（necropolitics） 理论分析这些海上死亡事件。研究发现，在远洋渔船这一封闭环境中，船长往往掌握医疗资源、食水分配以及死亡记录等关键权力，从而在事实上决定渔工生前与死后的命运。
所谓“死权政治”，就是指掌握生死的权力——生死予夺，以此控制、管理与剥削员工。
合著者、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学者叶尔（Sallie Yea）指出，远洋渔船上的监管几乎处于缺失状态，船长往往可以完全掌控渔工的工作、生活甚至生死。研究将这些死亡事件区分为“动态死亡”与“缓慢死亡”：前者可能源于暴力冲突或事故，后者则往往来自长期忽视，例如营养不良、过度劳累或医疗缺失等因素。她认为，对死亡类型进行区分，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同时，她也强调，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对远洋海域的渔业活动进行更有效的监控。
研究还发现法律和制度漏洞，如调查薄弱、公海权归属不明及多数国家未批准《渔业工作公约》，企业和船旗国因此可规避责任。美国太平洋鲨鱼保护组织（Sharks Pacific）政策主管库克（Alfred “Bubba” Cook）指出，要改变这个非人道制度，需要公众意识和市场压力。
研究建议，劳工输出国（如印尼）应与船旗国加强合作，通过制度改革削弱船长对渔工生死的裁量权，例如引入第三方独立调查机制，对海上死亡事件进行客观调查，并确保遇难渔工家属能够获得合理赔偿。
与此同时，西部和中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最新报告中的相关条款虽已提及船长在渔工死亡事件中的诚实通报责任，但该规定仅适用于特定海域，而且要到 2028 年才正式生效，相关责任界定仍然不够明确。
此外，WCPFC 的成员国主要包括西中太平洋沿岸国家以及部分远洋捕鱼国家，其监管范围也因此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
印尼政府长期以来都了解本国渔民在外国船上服务的弱势地位，为此在2022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以更好地保护这些渔工。法规也让国内渔工待遇达到《海上渔业工作公约》的要求，不低于国际标准。而且渔工可通过工会或集体组织与外国雇主谈判争取权益。此外，条规要求政府各部门建立共享数据库，以更好地追踪和保护船员。
为更有针对性地保障渔工在外国渔船上的权益，印尼也在推动签署双边“海上劳工协议”。印尼与台湾方面曾讨论如何加强对远洋渔船上印尼渔工的保护，但相关谈判迄今未见实质进展，也缺乏明确的最新消息。
据环保组织 绿色和平（Greenpeace） 指出，台湾拥有全球前五大远洋渔业船队之一，而这些船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印尼和菲律宾的外籍船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