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29，新加坡）最近，北京进一步收紧了对跨境股票买卖的监管措施。三家被中国监管部门点名整顿的中资背景券商，在新加坡其实都有设立业务。不过目前来看，这些在新加坡的业务暂时并没有受到波及。
这次事件中看到一个事实：新加坡至今依然在外人眼中是制度相对稳定、监管框架清晰，在法律和营运层面具备较强“资产隔离、界线分明”机制的国际金融中心。
不过，这件事也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金融监管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中，新加坡作为所谓“缓冲地带”以及国际资金中转站的独特优势，未来能否长期维持，其实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昨天，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这三家券商在新加坡设立的实体公司，虽然与其在香港及其它地区受中国处分的伙伴公司同属一家母公司，但在财务上却是独立运作的，彼此之间毫不相干。
这三家券商分别是：在新西兰与开曼群岛注册的老虎证券（Tiger Brokers）、在美国上市的富途控股（Futu Holdings），以及总部设于香港的长桥证券（Longbridge Securities）。其中老虎和长桥起家于中国市场，而富途则源自香港。
它们在新加坡的业务也都相当活跃：老虎与长桥基本沿用原有名字，而富途在新加坡的品牌则是 Moomoo金融（Moomoo Financial) 。 这些公司在新加坡都持有新加坡资本市场服务牌照（CMS licence），接受新加坡监管机构监督，包括保留最低资本金以及满足风险资本充足率的规定。
根据新加坡现行法规，持牌券商必须将客户资金与资产，存放在独立的信托账户（trust account）或托管账户（custody account）中，与公司自身资金严格分离。金管局也强调，这样安排就是避免客户资产被用来偿还券商自身债务，从制度上强化“防火墙”。
中国监管机构在5月22日宣布，对非法跨境股票交易行为展开整顿，这是防范资本外流政策的一部分。这三家公司被指在中国境内从事无牌证券业务，因此被合计罚款超过3亿3000万美元（约4亿9000万新元）。
这一举措凸显北京担心资本外流蕴含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当下经济放缓，中国希望将境外投资活动纳入更“合规、可控、可追踪”的体系之中进行引导。同时，这也反映出金融民族主义上升，即更强调资本留在境内。
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黄颖珊指出，这次罚款金额并不小，约相当于富途税前利润的13%，以及老虎母公司UP Fintech税前利润的约30%。
新加坡律师事务所Bayfront Law董事林隆才指出，根据新加坡公司法，即便子公司由母公司全资持有，在法律上仍然是独立法人实体。因此，母公司即使在其它司法管辖区受到监管处罚，一般也不会自动延伸至新加坡子公司，更不会直接影响客户资产安全。
他补充说，即便母公司破产，只要客户资产是以信托方式妥善隔离存放，理论上仍不会被纳入母公司的清算资产。他强调，这种资产隔离机制，本质上就是为了把客户资金与企业自身经营风险切割开来。
不过，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高级讲师赫尔尼奇（Emir Hrnjic）提醒，这种“隔离机制”并非绝对牢不可破。林隆才也认同这一点，尤其是在跨境破产、托管结构复杂的情境中，最终结果仍然取决于实际操作、合同设计，以及是否存在资金混用、欺诈或违反受托责任等问题。
这也反映出当代金融体系一个难解题：当今全球金融高度互联互通，金融机构彼此紧密嵌套，而法律意义上的“防火墙”，在真正危机中，往往很难完全阻断风险。
针对外界关注，长桥证券表示，目前其新加坡客户仍可正常进行交易、提款及管理账户，整体业务运作一切如常，并强调中国监管措施主要针对海外与中国境内进行跨境交易的行为，并不涉及其在新加坡的证券业务。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接下来这些券商可能会进一步将资源转向新加坡及亚太市场发展。赫尔尼奇也指出，这些公司未来很可能会侧重已取得牌照、监管环境相对清晰的市场，包括新加坡、东南亚以及其它亚太地区。
换句话说，新加坡正逐渐成为部分中国券商的“避风港”，让它们得以在中国市场之外寻找新的增长空间与业务扩张机会。而这个过程中，民族性监管政策、金融科技扩张，以及投资者信心之间的交织，正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金融体系中不断相互影响。
数据显示，美国、新加坡、澳洲、日本与马来西亚，已经占富途2025年付费客户的56%；而新加坡市场则占老虎付费客户的41%。除持续低佣金竞争外，分析认为，这些券商下一步将更重视产品设计、用户体验、投资者教育，以及与本地金融机构深化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