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对中国发展自贸港的启...

新加坡对中国发展自贸港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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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推动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建设上投入不可谓不大,但发展效果差强人意。除了传统的进出口业务外,自贸区与自贸港的真正价值并没有被发挥出来,没有形成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中心、全球金融资本与财富中心,更谈不上借助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发展将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像新加坡这样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家。

新加坡开放繁荣的金融资本市场、优惠低廉的税收政策、完善透明安全稳定的法治体系、国际化接轨的社会运营体系是推动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汇聚在新加坡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关键因素,也是新加坡成为全球金融资本与财富中心以及全球最富裕宜居城市的关键因素。

自2013年,在上海成立第一个自贸区开始,中国政府已在9个省市成立了自贸区,其中还包括了2020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自贸港:海南自贸港。除了海南外,中国政府目前还在积极推进多个自贸港的建设,以促进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差强人意的局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2020年中国海关与新加坡海事局的数据:全中国4.9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中,转口贸易规模仅为1.3万亿美元,占比不到27%。新加坡2.3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中,转口贸易规模达1.3万亿美元,占比超过5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转口贸易总额仅仅和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地差不多。

这组数据说明了一个贸易定位问题:

中国的自贸区与自贸港乃至整个中国目前都还只是停留在满足自身市场需求的层面上,而不是一个像新加坡这样高度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其功能职能上也自然称不上全球中心。正因如此,使得整个金融资本、税收政策、法治体系以及社会运营体系等重要配套基础设施的国际化与全球化程度都远远不够,距离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金融资本与财富中心更是相差甚远。

我们以大宗商品交易为例:

大宗商品对于中国自贸港规模的迅速扩大意义重大,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也为中国自贸港成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然而大宗商品交易的金融属性与全球化属性,使得自由开放发达的金融资本市场成为大宗商品交易的核心要素。

新加坡高效稳定的金融市场与丰富的金融资源、货币财富的自由兑换与自由流动,都是决定了大宗商品交易经过新加坡的关键因素。而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中心的巨大交易额对全球金融资本与财富具有显而易见的虹吸效应,使得全球各地的金融资源都越来越多的汇聚到新加坡,进而反过来带动贸易与大宗商品交易在新加坡的迅速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以全球4大粮商中的嘉吉(Cargill)为例:

嘉吉每年销往中国的大宗商品以数百亿美元计,中国是其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然而嘉吉却把新加坡作为其亚太总部与交易中心,而不是中国,正是因为上文提到的四大因素。

新加坡政府为了吸引嘉吉这样的国际大宗商品巨头在新加坡成立亚太区总部,给予了嘉吉长达十五年的0-5%所得税优惠激励计划(GTP & RHQ)。

我们以销往中国的大宗商品业务为例,嘉吉将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通过新加坡转口贸易买到中国,并且在新加坡金融资本市场获得各种贸易与供应链金融的融资资源,不仅融资成本远低于中国,融资效率也远高于中国。而所获利润基本上都留存在新加坡,而不是中国。相比中国,新加坡不仅没有各种销售税、增值税,通过新加坡税收激励计划,嘉吉所得利润都能比中国同行节省20%以上的税收成本,这无疑大大加强了嘉吉的市场竞争力。换而言之,嘉吉哪怕是商品交易价格上没有优势,都能通过金融与税收上的优势来超越对手、获取订单。

金融与税收上的优势给了嘉吉额外的市场竞争力,使得嘉吉的规模得以迅速扩大,并通过代理采购、代理销售等供应链管理模式输出赋能,实现自己的平台化发展,成为中国诸多大型大宗商品贸易商的交易对手与赋能者,并将他们的交易规模引入到自己的赋能平台上,成为自己的交易规模,而这又进一步增强嘉吉在金融与税收上的优势,形成良性循环。

有很多人会说,在嘉吉身上新加坡政府牺牲了税收,又得到了什么呢?

这正是新加坡政府的高明之处。

抓住供应链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就有机会将链条上数以千万计的交易对手与赋能服务企业都引入到新加坡,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也称为“产业集群”)。而这些生态圈又会吸引大量人才与高净值人士的涌入,带动了社会层次与财富的提升,从而使得整个政治社会环境变得越来越优良,吸引财富的效能也越来越强,财富池子大了,政府的整体收入也会自然而然地跟着迅速增长。

当然,这些大宗商品巨头将新加坡作为其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中心,也非常重视新加坡地理位置的优越与交通枢纽的便利,以及港口运营的高效率,但这些只是基础条件,上文提及的4大核心因素才是关键。

中国的诸多自贸港的地理位置同样非常优越,港口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完善,像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等港口的运营效率也是世界一流的。而且背靠庞大的中国大陆市场,中国自贸港的市场优势也同样得天独厚;那中国该如何借鉴新加坡发展模式,成为下一个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金融资本与财富中心、全球最富裕宜居的地区呢?换而言之,上文提及的4大核心因素又该如何在中国自贸港落地生根呢?

一个最主要的抓手与切入点就是: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跨国核心企业,帮助他们搭建基于产业链多元化赋能体系,形成完善的产业生态圈。

我们仍然以上文提及的嘉吉为例:

中国如果能让嘉吉把亚洲总部与交易中心设在中国的自贸港(如:上海或海南),而不是新加坡,就意味着中国能得到嘉吉数百亿美元的交易额以及由此沉淀的巨大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嘉吉上下游数以千计万计的交易对手与合作伙伴引入中国自贸港,形成产业生态圈。这一产业生态圈的形成,并不只是给中国自贸港带来巨大的GDP与税收,而且是中国自贸港战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其它地区难以靠单个优势因素来取代的。

由此,中国的自贸港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金融、税收、法治、国际化这四个领域做的比新加坡更好,才能成功抓住像嘉吉这样的国际大宗商品产业链龙头核心企业。

然而,知易行难。

在金融、税收、法治、国际化这四个领域中,税收领域的竞争力相对而言是最容易实现的,这也是将中国自贸港发展成为全球中心的一个最佳突破点,但单凭税收优势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自贸港能具备像新加坡这样高效稳定丰富的全球金融资源、货币的自由兑换与财富的自由流动吗?

同样的,建立稳定的法律制度环境与开放透明的市场运营规则、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中国自贸港发展成为全球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与前提条件。

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市场运营规则情况复杂,存在很多不透明与不确定因素,封闭的市场环境中还存在很多市场限制与保护主义,金融环境更是封闭与保守,这些都会对国际贸易与大宗商品交易造成较大影响,给投资者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与风险。

于是,这很容易形成一个死循环:

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与市场运营规则、以及不够友善的营商环境,都会造成大宗商品交易商(尤其是做市商)不愿意将其全球或区域交易总部转移到中国;他们裹足不前,配套的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资源也同样不会随之进入中国,而缺乏足够的国际金融资源,中国的自贸港是无法发展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中心以及全球金融资本与财富中心的

中国的自贸港当然需要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产业生态圈,与新加坡形成差异化竞争,但若想发展成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中心以及全球金融资本与财富中心,则一定要从金融、税收、法治、国际化四个因素入手实现充分的变革,提供更有吸引力的赋能条件与营商环境,筑巢引凤,方能搭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链与产业生态圈。

中国是制造大国与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与金融强国;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港口、最一流的基础设施,却没有发展出一个像新加坡这样的全球贸易与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金融资本与财富中心、全球最富裕宜居城市与人才汇聚中心。

中国自贸港的发展若不想走十多年来自贸区发展的老路、徒有其名,就必须要持续不断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尤其是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

作者:沈亦文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新加坡中心执行院长,新加坡国立大学商业分析与运营学院客座教授,资深银行家,全球产业互联网与供应链金融领域的顶尖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