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每年春节大年初二,家族观念深重的黄裕顺都会在自己的独立式洋房摆设自助餐,招待到家中拜年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也包括弟弟、侄儿、侄女、外甥等。新年的喜气、家人的欢聚,让他倍感欣慰。但在他内心,却有一道深深的裂痕,远非眼前的和乐气氛所能掩盖,因为那是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痛。
曾经是最大的本土化工巨子乐意集团(Dovechem Group)执行主席兼总裁的黄裕顺,在商业高峰期所控管的是年营业额超过5亿元的商业王国,旗下有30多家子公司,业务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大陆、香港等地,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
文:郑英豪 宋娓 摄影:蔡清福
大年初八的早上,黄裕顺(Ng Joo Soon)在乐意集团办公室里接受了《时代财智》的采访。热爱和平,与人为善,如清晨和煦的阳光,布满在这位刚逾八十的长者脸上。追溯往事,他依然难以释怀,不无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不争的人。出现这种家庭纠纷,实在非常痛心。”
他指出,经历这个变故之后,他已经无法走回头路了。而黄裕顺经历的,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内讧夺权的故事。
家族企业分崩离析
由黄裕顺一手创办,业务涵盖化工产品、化工产品贸易、铁桶制造、仓储码头、房地产、高尔夫球度假村、工业园区、高科技产品的乐意集团,于1996年在新加坡交易所成功上市前后,正是它的巅峰时期。但1997年卷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却将它推向悬崖。
集团的逆转或许是因金融风暴而起,但作为这家集团的创办人和灵魂人物,黄裕顺打从心底明白,金融风暴并不是集团分崩离析的根源,因为集团有足够的能力偿还债务。他指出,集团迅速衰败的真正原因是兄弟离心,叔侄反目,而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视为心腹、最为器重的侄儿黄奕彪(Andrew Ng Iet Pew)。
黄裕顺认为,这个侄儿很久以前就已经处心积虑要坐上集团的第一把交椅,所以筹划已久,只是乘金融风暴之便而让阴谋毕露无遗而已。
堪称讽刺的是,黄奕彪留学加拿大的全部费用,以及另一侄儿黄奕牙(Anta Ng Gek Nga)留学澳洲的全部费用,都是由黄裕顺全力支付。
当金融风暴发生时,乐意集团在新加坡和印尼两地都欠下大笔银行贷款。当时区域商家倒闭之风弥天盖地,连银行的高管都在私下告诉他,欠款大可不还,只要申报破产清盘,进入司法管理即可。但从来都将商业信誉放在第一位的黄裕顺,却向银行保证绝不赖帐。只要求给予一点时间,他都会一一解决。
当时集团的主要资金都在印尼。他首先还清集团在印尼两家银行所欠的7000万美元贷款,然后吩咐在印尼的黄奕彪,将印尼公司的存款汇回新加坡,以解决集团在本地的银行贷款。没想到黄奕彪竟然不理不睬。这时,他才察觉到事态严重。
被逼减低持股比例
在背负沉重压力之下,黄裕顺的身体出现状况,于是他把在美国的长子黄奕豪(Ng Ik Hau)召回新加坡,以便帮他处理债务问题。一方面,他向新加坡的银行承诺还款;另一方面,他低价变卖一个投资项目,抽回600万元的资金,又陆续卖出上市公司的股票。经他儿子安排,通过安永公司与相关借贷银行谈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直到2004年终于悉数还清7000万元的贷款,挽回了公司绝对诚信的金字招牌。但乐意集团也从此下市(delisting),回复私营企业的性质。
在同银行谈判期间,银行要求集团的其他股东提供私人担保,黄裕顺不得不找他的两个弟弟黄裕益(Ng Ju Aik@Ng Ju Goh)和黄裕典(Ng Ju Lak@Ng Joo Tian),以及两个侄儿黄奕彪和黄奕牙商讨,因为他们是集团的股东。于是,这四人便乘机要求他将股份从原来的33.1%降低到24%,剩余的76%由他们四人平方,各持19%。其实他们四人的股份,都是由黄裕顺无条件赠予。到2002年谈判结束时,黄奕彪的持股已经上升到25%,成为最大股东,而其他三人的股份则下降到17%。
这回的股权变更,遂给他们四人提供了一个联手逼黄裕顺下台的机会。黄奕彪立即接任集团主席兼总裁,而且马上露出真实的嘴脸,通过种种方式来打压他。既开会免除他的董事职务,又停止向他支付一笔2万5000元的现金,致使他无法偿还他为公司周转方便而向银行取得的贷款。由于黄裕顺在董事会里势单力薄,只能隐忍,任由摆布,毫无反手之力。
被逼下台之后的黄裕顺非常痛心,深知用人不当,被自己最相信的亲人背叛。他极力通过官司拿回集团的股权和收回贷给公司的款项,但又担心万一资金不足,在打官司时会吃大亏。
他在上海发展房地产的二儿子黄奕雄劝他继续忍耐,等他的房地产项目套现,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才同他们四人对簿公堂。二儿子的承诺,让他感到温馨。而其他两个儿子的支持,也给了他强大的信心。
股份争权官司的经典判决
由于黄奕彪总是打自己的算盘,许多公司的账目总是不清不楚,没有经过审计师的审核。黄裕顺找到证据后,先在马来西亚法庭告黄奕彪失信,又在2008年6月24日向本地高级法庭提出诉讼,告乐意控股有限公司(Dovechem Holdings)错误地解除了他的董事职务。随后又状告这家公司和四名股东违反了一项摊还利息、分期还款和支付生活津贴的协议,向他们追讨一笔近174万元的资金。四名股东即他的侄儿和弟弟。
两项官司由法庭合并审理,在2010年3月至4月开庭。经过连场激烈的审讯、盘问、答辩后,最终法庭判黄裕顺胜诉。
但他的侄儿和弟弟不满意判决,更换了律师,并向上诉庭提出上诉。可是上诉庭于2011年7月19日作出了冗长的判决,依然维持原判。这场长达三年的官司,终于落幕。案子的判决,现已成为公司股东权利里程碑式的案例。
赢得这场诉讼之后,他的侄儿和弟弟才同意将他所持有的24%股权转成现金和子公司,双方从此分家。他拿回印尼化工厂和码头、中国昆山的高尔夫球场,以及他在新加坡最早的工厂和办公室。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拿回了三家公司的商号和商誉,从此乐意、添裕和鸽牌Dove商标又重新回到他的怀抱。
这场非常戏剧性的家族内讧官司,简直就是古龙武侠小说的现实版,同他的武侠名篇《流星·蝴蝶·剑》中的情节极为吻合。在小说中,武林集团的首脑最倚重、最信赖他的助手,却偏偏就是要谋害他性命的叛徒。叛徒阳奉阴违,却暗中布局,用种种阴招,务必要置之于死地。最终,阴谋就是不能得逞的阴谋,但集团也因此元气大伤。冥冥中,小说与现实不谋而合,似乎为黄裕顺和乐意集团而写。
卷土重来再展雄风
从创业到集团上市的商业道路上,黄裕顺的顺境多过逆境。然而,家族内讧却让他垮了下来,这让他感到无奈。打赢官司之后,他又浮起东山再起的念头。这个愿望,终于让他在2015年实现。
“经历了过去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让我又身怀重任,我必须浴火重生,对吗?把我失去的重新再创造回来,把失地一寸寸收回来。”这句话由一个81岁长者说出,他的决心和魄力,经历过风雨的见证,这比一个青年来的更加稳重和有力。
黄裕顺有周全的计划。首先,维护自己创造的品牌声誉。他认为声誉是无价之宝,这是他的侄儿和弟弟所无法理解的。他谨记父亲当年所说过的话:“出去创业,不要给别人指着你的背后骂,也不要欠钱回家。如果这两件事发生了,你就别回来了。”所以他要让添裕、乐意和鸽牌商标(Dove)重新出现在市场。他认为这是促使他重返江湖的动力。
其次,敢于出手。2015年,他再度投资1500万美元,对自己在印尼建设的第一个化工仓储码头进行扩建,并投资3000万美元新建两间化学工厂,一为甲醛水溶液厂,一为多聚甲醛厂,现皆已投产。
他又在新加坡丹戎本茱鲁(Tanjong Penjuru)最早的办公室和厂房投资3000多万元扩建厂房,添置新的机械设备,生产200公升的铁桶。厂房已在2018年10月投入运营,新加坡主管贸易关系的部长易华仁(S. Iswaran)主持了乐意包装公司(Dovechem Packaging)新设立的铁桶制造厂的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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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6000元股本创业
黄裕顺1938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贫困山村,幼年时的他就能够吃苦。19岁时,刚结束学业不久,他就到峇株巴辖(Batu Pahat)的一家车行学修车。他每天都忙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清晨九点又得到公司上班。这种劳累的工作,令他难以忍受。他感到自己的能力尚未得到发挥,只干了两个月便辞职。回家后,由于有朋友要开车到新加坡来,他便乘坐便车,到新加坡寻求发展。
他到新加坡后,便经朋友介绍,到长城漆店上班,当送货员。他晚上在店门外睡觉,清晨打扫卫生,还要帮老板擦亮皮鞋。虽然公司有货车,但为了节省汽油,他必须骑着脚车来回送货。有个客户的收货员知道老板如此苛刻后,自愿为他打抱不平,甚至劝他跳槽。但是他感激公司提供给他一个工作机会,让他能够留在新加坡,所以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他领着40元的月薪和50元的吃饭津贴,每天省吃俭用,为的是要达到每月储蓄30元的目标。他任劳任怨,忍气吞声,得到老板的信任,让他有机会学习管理商店的技术。两年半后,他觉得该学的都已经学到手,他便提出辞职,连老板要加薪到200元也无法将他留住。
虽然父亲很希望他回到马来西亚山村的南益树胶园(Lee Rubber)工作,但他最感兴趣的却是涂料化工行业。他回家乡与家人团聚一周后,便折返新加坡,踏上创业的旅程。
他将自己存下的三四千元,再加上从银会标得的现金,凑足6000元,全部投入作为创业资本,从事涂料的买卖业务。
他买了部脚踏车,作为送货用途,又与居住在芽笼(Geylang)的亲戚商量,将货物存放在他的车库。他从四个基本客户起家,每个月能赚到三四百元的盈利。其中的一个客户,便是后来转型成为本地著名购物商场的诗家董(CK Tang)。
仅仅半年,他便赚够了开创公司的资本,随即注册成立添裕有限公司(Thiam Joo Pte Ltd) 。这年他22岁。从那时开始,他就使用信鸽作为标识,直到后来他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子公司越开越多,他都一直沿用这个标志。
由于他本着“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的原则,很快便将公司的业务做起。一年后,一对姐弟找他合股,一起扩大销售规模。于是他们成立了合资公司,他自己出资6000元,占股六成,姐弟出资4000元,占股四成。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即1963年,他便租下明古连街一个1000方尺的店面,开始卖涂料等化工原料。
1964年,他便将业务扩展到马来西亚,公司盈利日丰。他将分到手的盈利,在本地订了一间排屋,为孝养双亲做好准备。
可是就在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时,合股的姐弟竟提出要拆伙的要求。商讨了一年后,他只好承诺出资10万元买下他们两人的股份。由于现金不足,他逼得要向高利贷借钱,才平息了这场拆伙的危机。但是为了要付给高利贷每月2%的利息,他过得非常艰苦,终日寝食难安。幸好遇到不少贵人,一方面介绍客户给他,一方面给他心理上的辅导,让他度过危机。
1967年,他终于将父母接到新加坡来居住,并且在新加坡举办婚礼,达到成家立业的愿望,太太是一名教师。当天采访中,太太被问到“在这次官司中,最大的失策是什么?”太太不假思索地答道,“他总喜欢用自己的亲戚!”说完,她目光转向黄裕顺,尽管语气充满责怪,眼中却饱含谅解和支持。
为了满足父母亲要他照顾兄弟和子侄的期望,黄裕顺将公司50%的股份分别赠送给黄裕益和黄裕典,还将一位发展商用以偿还贷款的房子给了他们。
首度到印尼销售化工原料
第二年,当公司业务更上层楼时,黄裕顺便首度将化工原料销售到印尼。他在印尼结交了不少朋友,后来都成为好友和生意上的好伙伴。
当时印尼需要大量的卡车,他同印尼万隆华裔陈国荣合作,从新加坡买进卡车,出口到印尼销售。这项业务为他们带来可观的利润。
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但却给他带来另一个难得的机遇。由于他在危机之前便已从英国买了几百桶化工原料,这场危机使得他手头的丙酮(Acetone)价格大涨十倍。他仅仅卖掉十桶丙酮,便足够买一辆奔驰280的豪华车。
虽然这场危机让他赚到丰厚的利润,但他所要寻找的是开拓化工业务的机会,他便于1973年到中国参加秋交会,首度到香港和大陆开拓商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进入大陆并非易事。他必须到香港居住一周后才能拿到签证,进入大陆的过程也相当曲折。
1974年,他与印尼伙伴将销售卡车的盈利转为股本,在印尼成立添裕公司(PT Thiam Joo),销售化工原料。仅仅几个月,便已经看到这个业务有光明的前景。他也打开了一个双向的市场,将中国短缺的化工产品销售到中国,又将中国相对低价的化工原料、溶剂等转销到东南亚。
公司在裕廊的化工原料厂于1975年开始投产。不幸的是,两年后这家工厂便遭遇到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将工厂夷为平地,造成400多万元的经济亏损。由于工厂只投保300万元,所以还有100多万元的亏损要自己承担。一时公司的业务掉入谷底。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反而找到了更好的商机。1978年中石化天津采购部向他订购了5000吨的化工原料。次年再度爆发石油危机时,化工原料大涨,天津方面很担心他会受到价格的诱惑,将产品转卖给其他客户,但是他坚守商业诚信,依然将产品送到天津,令客户刮目相看。
进军化工制桶业务
由于当时全球只有两家铁桶制造商垄断市场,一家是Rheem,一家是VanLeer。客户都必须听任他们安排,经常要忍气吞声。一身都是傲骨的他,忽然萌生制造铁桶的构想。他知道这项业务难度不小,但愿意排除万难,去同两大强劲对手竞争。
他花三百万买了机器,投入生产,才发现机械公司给予的信息并不正确,所生产的铁桶一装油就漏出。不服输的心理促使他到美国买二手的制桶机器,经过六个月的测试后,终于制造出不漏油的铁桶。
制造成功之后,VanLeer公司的荷兰总裁就登门拜访,提出几项建议,想诱使他放弃生产铁桶的计划,但他不为所动。最后他甚至愿意出价1000万元收购黄裕顺的铁桶机器和工厂,仍为黄裕顺拒绝。
之后,这两家公司便联合起来施压,让他找不到客户。他觉得自己的自尊不容践踏,便开始思考让制桶厂生存下去的策略。他最后决定通过提高质量、建立形象和节约成本三方面,将这项业务维持下去。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久他便取得几家油公司的订单,包括蚬标(Shell)、埃克森(Exxon)、美孚(Mobil)等,让生意走向正轨,从华人客户到跨国企业,从新加坡走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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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印尼和马来西亚投资
虽然他从1968年便到印尼开发业务,但当初只是售卖一千几百桶的化工原料。1982年他便到印尼筹划建造液体仓储码头的计划,他最终选中了离雅加达不远的孔雀港(Merak)。他原本准备先建设一家三聚氰胺甲醛(Formalin Melamine)厂后再建设液体仓储码头,没想到两项计划都顺利通过,四个月后便取得营业执照。
1987年他看准关丹的许多三合板工厂都需要甲醛(Formalin)胶水,便到那里建设液体仓储码头,又在北根建设包装厂。他当时看重的是关丹(Kuantan)的未来。至今回顾,证明他的判断准确,因为这里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化工生产基地和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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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他到中国去寻找建造散装仓储码头的地点。他当时向深圳的南油建议,一起合作建设液体仓储码头。不巧的是,深圳南油总经理不久就换人。新任总经理郭瑞堂起初并没有重视他的构想,直到后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商人之后,便决定和他落实合作计划,在深圳蛇口建造散装仓储码头。这也是中国首家散装仓储码头。
令南油对黄裕顺肃然起敬的是,即使是1989年6月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外商纷纷打消投资计划时,黄裕顺仍毫不动摇,还是坚守承诺,将200万美元的资金打进南油的账号。他这种高度守信的作风,又一度赢得商界的赞赏。
随着深圳的成功,他于1993年在上海浦东去寻找建设第二个散装液体仓储码头的机会。这个项目在三年内便开幕。
他的另一项计划,便是到青岛去建设他在中国的第三个液体仓储码头。这项计划也于1994至1995年落实。至此,他在中国已经拥有三个液体仓储码头。
可惜的是,他的集团经历了1997金融风暴之后,便陆续将这些重要的商业据点一一脱售。
撰写自传记录一生
五年前,已经进入76岁高龄的黄裕顺,决定将他毕生的跌宕起伏写成回忆录,让他的子孙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他将书名定为《我走过的路》。书的上集为《艰苦创业》,写他从出生道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的经历;下集为《浴火重生》,写1997年之后他所经历的家族内讧和官司。
已经进入81高龄的他,依然健步如飞,声如洪钟,完全没有老态。他觉得最大的安慰就是,三个儿子都非常自爱,大家各自努力,独立打拼事业,这让他感到骄傲。
他的二儿子黄奕雄所经营的乐意(上海)有限公司,推出全新的涂料服务模式—美色密码,为客户解决配色问题。这也是乐意集团的一项创新产品,让这家公司在涂料市场的业务更上层楼。
重视家庭伦理的黄裕顺说:“后代子孙要好,那才重要。儿媳孙子们轮流回来新加坡陪伴我们两老,是我目前最快乐的事。”
黄裕顺简介:从穷乡僻壤飞出的“鸽子”
黄裕顺于1938年3月出生于马来西亚麻坡落后小山村的贫困家庭,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他年方四岁,便经历了日本占领马来西亚的艰苦岁月。在战乱年代,人们靠着“活下去”的信念,从小激发黄裕顺的求生意识。
三年半的日据时代结束后,迎来了马共与中央政府武装冲突的动乱年代。麻坡的整个乡村被令迁移到南益胶园(Lee Rubber),黄裕顺自己也成为一名胶童。每天凌晨三四点便起床割树胶,下午到胶园里的学校上学,直到晚上才能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半工半读的完成最基本的学业。
1957年他19岁时,结束学业不久的黄裕顺到峇株巴辖的一家车行学修车。他每天都忙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清晨九点又得到公司上班。这种劳累的工作,令他难以忍受,他向往着去更广阔的天空发展。
1960年,年仅22岁的黄裕顺以6000元资本成立添裕公司(Thiam Joo)。他的事业顶峰时期的一年营业额曾达5亿元,是旗下多达30多家公司的行业领头军。他的生意从新加坡扩展到马来西亚、印尼、中国。以中国来说,他是中国最早投资化工仓储码头的外商,在深圳、上海、青岛和天津取得节节胜利。但是一场长达五年的家族内讧的股东纷争官司,在2013年划上句号时,用黄裕顺的话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经历官司后的黄裕顺以更积极的态度走向商场,他在2015年投资1500万美元扩建印尼的第一个化工仓储码头进行扩建,并投资3000万美元新建两间化学工厂。2018年,他又在新加坡投资3000多万元扩建厂房,添置新的机械制造化工用桶。去年80岁时,他痛定思痛出版自传,警示后人吸取教训。
乐意集团的标识,是一只衔着叶子的鸽子。自小饱受战乱之苦的他,天生萌发对和平的向往。这只鸽子也寓意,商场上与同行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在经历风雨后,这只“鸽子”重新展翅,背负使命,朝着更广阔的天空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