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6，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指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正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权力格局，科技巨头所掌握的能力与资源已超过多数主权国家。他呼吁各国政府、科技企业及国际社会建立“新契约”，共同评估风险、制定规范，在推动创新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
维文10月15日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的外交高级别会议上致辞时说，传统外交模式必须与时俱进，不应再局限于国与国之间。他以历史类比说明这一变化的深刻性：“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些参与者已不再是国家，而是大型科技巨头。其中一些公司的价值甚至超过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
维文将当下的科技巨头与历史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类比。他指出，那些特许贸易公司曾组建军队、谈判条约、征服领土，而今天的科技巨头在访问权限、部署和安全保障方面所做的决定，“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企业不仅财力雄厚，还掌握现代生活所依赖的关键科技与数码平台，主导AI的发展步伐，其管理层的决策已直接关乎各国的经济、社会与国家安全。
“外交不能只在国家之间进行”
维文强调，尽管政府仍须为国家安全、国际法及使用武力等决定承担最终责任，但影响这些决定的科技，却越来越多地由私人企业开发和掌控。这意味着外交必须跨越国界，直接与掌握关键科技的企业接触。
“这一点对前沿AI尤为重要，因为少数几家公司正在开发对国际安全具有深远影响的能力。”
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当你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可以评估意图、理性行事的人类对手，而是一个算法时，威慑的逻辑该如何重构？”维文警告，当AI系统越来越多地参与战略与作战决策时，误判和升级可能以“机器速度”发生，留给人类判断和干预的时间将极其有限。
维文呼吁各国政府、科技企业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建立新契约。他提出需要“对风险进行共同的、坦率的、不加掩饰的评估”，并制定共同的规范和护栏，“以便在加速技术进步并获取其收益的同时，也能有效应对相关风险”。
他具体列出了三类需要共同应对的风险：
第一，对自主系统失去控制。维文直言：“任何程序员或CEO如果告诉你他对自主代理拥有绝对控制权，要么是在撒谎，要么是不了解自己的领域。”
第二，恶意行为者的滥用。网络犯罪、诈骗和勒索软件在AI的助推下急剧升级，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正在扩大。
第三，经济与社会冲击。AI可能加剧不平等、政治极化和社会的分裂，削弱社会就事实达成共识、做出妥协的能力。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不能被边缘化
维文特别强调，影响所有人的科技规则和防护措施，不能只由少数强国和科技巨头制定。“否则，数码鸿沟将进一步扩大，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也会更加根深蒂固。”
他警告，如果小国和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规则制定之外，“我们将让自己陷入新阶段的‘新殖民主义’”。
维文指出，各国需要具备三方面能力才能有效参与：加强科研和科技掌握能力、培养数码科技人才、建设安全可靠的数码基础设施。他同时表示，“即使是超级大国，也无法独自建立完整的科技体系”，因此国际合作与能力建设不可或缺。
在具体行动层面，维文列举了新加坡的贡献：在联合国主持“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pen-Ended Working Group）推动信息与通信技术安全常设全球机制；通过亚细安网络能力建设计划和亚细安—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加强区域能力；通过联合国—新加坡网络计划为超过90个国家的参与者提供培训。
“网络威胁不受国界限制，任何一环出现漏洞，都可能造成深远影响。因此，能力建设不仅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也是对集体安全的投资。”
维文最后表示，在加速技术进步的同时守住安全底线，“规则不会拖慢我们，反而给予我们保障和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快、更有效地为所有人民谋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