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娓/时代财智
（2026.10.07，新加坡）如果一位公务员，比普通公众更早知道地铁线可能建在哪里、地铁站可能落在何处，而他随后在附近买下一套房产，这究竟是正常的个人投资，还是利用公职“内幕消息”为己谋利？
这个问题最近成为新加坡国会和社会关注的话题。
今年9月，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发表一篇工作论文《社会规范能否取代执法？来自新加坡公职人员购房行为的证据》（Do Social Norms Substitute for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Public Officials’ Home Purchases in Singapore），直指新加坡公职人员在地铁扩建期间的购房行为。
论文作者称，其数据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被研究者归类为公务员的人，更集中购买靠近规划中、但尚未正式公布的地铁站附近的住宅；这种统计现象主要出现在地铁站位置公布前一至两年，并集中于部分中层人员以及与轨道交通规划有关的机构。
这篇论文受到关注，不难理解。
新加坡长期把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视为立国之本。如果公职人员利用尚未公开的政府规划信息提前购买房地产，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投资行为，而是触及以公谋私的红线。
NBER列出的四名作者分别是：哥伦比亚商学院房地产教授皮斯科尔斯基（Tomasz Piskorski）、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塞鲁（Amit Seru）、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张健，以及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淳。这篇论文未经过同行评审，此外，李绳武（Shengwu Li）的名字出现在论文致谢中。李绳武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孙子、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前总理李显龙的侄子。
在论文发表后，新加坡政府做出积极反应。
没有立即否认，也没有接受论文结论
9月14日，新加坡公共服务署（PSD）已表示正在审查论文的数据和研究方法。9月25日，政府进一步正式回应。政府的态度相当清楚：认真对待，但不预设结论。
公共服务署承认，论文所呈现的统计现象值得关注，但同时指出，统计上的关联本身不能证明任何一名公职人员当时确实掌握未公开的地铁站信息，也不能证明这些信息影响了他的购房决定。
这里有现实情况。新加坡土地面积有限，地铁网络密集。一些未来地铁线路和大致走向，在正式公布站点位置之前，也可能已经存在于公开讨论、市场猜测甚至房地产营销中。因此，一个公务员后来买的房子靠近未来地铁站，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他利用了内幕信息。
但政府也没有因为论文存在这些局限，就把问题搁置一旁。相反，政府接受第三方的质疑而展开调查。
论文中提到2007年至2011年的交易，公共服务署把审查范围进一步延长至2014年。政府从参与轨道交通规划的机构中，找出在相关时期购买了靠近后来公布地铁站位置房产的人员，再逐项查看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否有机会接触相关非公开资料、交易时间和购房情况。
最终，有191名公职人员的房产交易受到审查。
其中8人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调查，政府把这些个案交给警方处理。10月6日，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主管公共服务部长陈振声在国会公开说明调查进展。
不过，他也强调：交给警方调查，不等于这8个人已被认定有问题。
之所以进一步调查，可能是个案本身存在需要查明的情况，也可能只是政府目前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排除疑点。接下来将由警方独立进行，并按程序处理。
公职所获得的信息，不能成为私人利益
这场争议里的问题，比“公务员能否在地铁站附近买房”更深入。
每个人都可以投资房地产。公务员也是普通人，也有买房、投资和管理个人资产的需求和权利。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因为公职比普通公众更早知道某项足以影响资产价值的信息，他能否利用这种信息优势，为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创造利益？
答案是明确的。公职人员因公而获得的信息，并不是私人的商业资源。
陈振声部长在国会重申，政府公职人员不得利用执行公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福利。未经授权使用或者泄露政府信息，也可能触犯法律。
实际上，新加坡公共服务体系已经设置了多重防线。
敏感资料按照“need-to-know”原则，只向工作上确有需要的人员开放。公职人员购买私人房地产必须申报，名下持有的非自住房产也须申报。如果公务员因公掌握了可能影响个人交易的非公开信息，在进行相关交易前必须获得批准。同样，他们也不得把这些信息透露给亲友，让他人从中获利。
这说明，新加坡对廉洁的要求，已不只是“不收受贿赂”。
即使公职人员未收受任何钱财，也没有利用职权改变政策，但如果他把因公获得的非公开信息转化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样越过了公职与私利之间的界线。
因为公职带来的信息优势，本身也是一种公共权力。
廉洁治理的科学观，不能只靠相信
警方接手政府提交的8宗个案，调查结论目前尚未出炉。
也许调查之后，并没有发现有人利用非公开信息谋利；也可能发现个别人员确实存在违规；又或者，调查暴露出现有申报和监督机制仍有需要完善之处。
在事实查清之前，没有必要预设答案。
一直以来，新加坡将廉政建设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正因治理严明，社会逐渐产生了对政府和公务员体系的信任。但是，制度治理不能只建立在“相信大家会守规矩”之上。
成熟的制度，不仅需要个人操守，也需要制定规则、有效监督和调查机制。
这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并没有因为这项研究来自海外，或者论文尚未经过完整的同行评审，就直接否定它提出的问题；但也没有因为作者来自知名学府，就直接接受研究者的推论。
政府接受外部的质疑，继而启动独立调查：回到行政记录，查相关人员、查当时职务、查权限和交易的具体情况。
从9月论文引起关注，到9月14日公共服务署作出回应，9月25日公布初步立场，再到10月6日在国会公开调查进展，整个过程呈现了政府面对公共廉洁质疑时的逻辑思维：不回避，不否认，也不急于定罪，而是让事实和证据说话。
一个以廉洁著称的政府，如何证明并保持廉洁？新加坡这次的回应和处理，体现的是一种治理上的科学观：尊重事实，保持客观，理解人性，相信制度。
科学的治理之道，是即使出现质疑，也能通过制度进行调查；即使被调查的公职人员，也能依法按程序处理；与此同时，即使社会舆论已经形成，也仍坚持独立调查取证，不在事实未明之前提前预判对方。
公职赋予公务员接触公共信息的机会，却不能以此变成个人谋利的优势。当公私边界受到质疑，政府的回应和处理，不仅调查公务员的操守，更检验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