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辉琦:我属于印尼

纪辉琦:我属于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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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娓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印度尼尼亚爪哇岛上的这个城市——雅加达,并没有因为每天重复发生的交通堵塞而萎靡不振。刚刚去过雅加达的人,不难发现在苏加诺机场新添了一栋候机楼。尽管印尼一直背负着公共设施陈旧,办公效率低下的负名,这个变化在投资印尼看好的前景下并不令人惊奇。

印尼家喻户晓的“煤炭大王”纪辉琦(Kiki Barki),所拥有的达尼多煤矿集团(PT Tanito Harum)就坐落在伊曼伯爵(Imam Bonjol)大道。达尼多集团是世界第二动力煤货主。这条其貌不扬的大道位于中央商业区,但是每栋建筑背后的主人都大有来头。它就像是印尼的缩影,乍看之下并不起眼,但是却隐藏不住活跃跳动的脉搏。

“金砖四国”概念之父、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日前又提出:薄荷四国(MINT)概念:即墨西哥(Mexico)、印尼(Indonesia)、尼日利亚(Nigeria)和土耳其(Turkey)。在他的定义里,“薄荷四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并且预计在今后20年都将享受相当大的人口红利——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将超过非工作年龄人口。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也指出,印尼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位居第38位,一跃成为2006年来20国集团(G20)中进步最快的经济体。

如果说跃跃欲试的外国投资者都看好印尼光明的经济前景,那么记者更希望从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纪辉琦先生那里得到证实。纪辉琦却缓缓地说:“这要看今年的10月大选。任期5年或10年的总统将决定着印尼未来的命运。”

就像雅加达人已经习惯了每天堵塞的交通,人们对政府的行事方式的接受或许已融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老百姓看来,或许谁当总统都一样。纪辉琦对此则笑着说:“那是不会的!换了厨师,烧出来的菜肯定不一样!这个你要相信我!”

新加坡更需要印尼

得知记者一行从新加坡前来进行专访,74岁的纪辉琦直言不讳地说,新加坡和印尼的关系固然密切,但是新加坡正在逐渐失去在贸易上的优势。他以自己的哈隆能源(Harum Energy)为例,印尼的煤矿出口到中国,直接运到中国,无需通过新加坡做转口。

虽然新加坡贵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不过,纪辉琦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印尼需要新加坡,而是新加坡需要印尼!很多印尼人在新加坡投资置业,还把钱都放在新加坡。不过,话说回来,新加坡之所以能治理得如此之好,靠的是李光耀带领并建设了一个完整而富强的国家。”

言谈间,纪辉琦不住表露出对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钦佩。

接着,纪辉琦话锋一转:“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新加坡找机会就很难。在新加坡没本事是无法生存的,因为新加坡有太多聪明、能干的人。但是,印尼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却可以糊里糊涂地生存。要是说机会,新加坡的还是没有印尼多!”

纪辉琦的言语不仅幽默,而且机智。当谈到未来哈隆在新加坡的发展远景时,他透露,因为环保原因,新加坡政府似乎不看重煤炭行业。但这并不排除公司未来到新加坡上市的可能。

目前,哈隆能源已在雅加达上市,其煤炭输出地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物流上并没有通过新加坡来中转。他说,虽然在新加坡上市固然对公司有益,但是这不是目前考量的问题。事实上,纪辉琦这几年已逐渐将公司转给儿子劳伦斯(Lawrence)。那么未来上市是否由儿子决定?纪辉琦笑说:“那当然还是最后由我拍板决定,只要我还健康。”

做生意,尽可能不借钱

纪辉琦是印尼达尼多煤矿集团(PT Tanito Harum)的总裁,达尼多集团是印尼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集团旗下的哈隆能源的财务报表显示,它在2012年的年收入为10亿4330美元,年产量达1490万吨煤。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纪辉琦就开始投身煤矿事业。当时由于石油便宜,全球不重视煤炭资源,宁肯用油也不用煤。生产的煤炭卖不出去,煤价又很低,再加上因为经验不足企业经营不善,他的煤矿陷入生存危机。虽然在起步阶段困难重重,但是那场70年代的西方石油危机,让他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今后的世界能源离不开煤炭。纪辉琦是印尼最早开始做煤炭的商人之一,也是最早成为台湾和日本市场的供应商之一。

随后,全球煤炭价格上升显著,但在他准备出货时,因为成本上升,他当时注定是要亏本,为此感到非常痛苦——自己正陷如水深火热之中。

商人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于是,他决定按订单交付货物,然后告诉买方,他的这一批货物会亏本,如此下去,他会很快破产。结果他的诚恳打动了买方,他们签署了另一份供应合同,以当时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交易,让他的公司不至于倒闭。这样,他的公司才幸运地生存下来。

1989年,一家意大利公司从印尼撤退,纪辉琦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果断地接手。如此以来他的煤矿比原来大了100倍,矿区达到10万公顷。煤矿虽然规模扩大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因为煤矿的运营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他立刻陷入捉襟见肘的地步。

一代富豪,曾债台高筑

坐在记者面前,纪辉琦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他不得已跟日本住友银行(Sumitomo Bank)借钱。住友银行对煤炭业充满信心,经过慎重考核,决定贷款给他。第一笔资金注入进去了,还不能解决问题。他又跟住友借,他曾开玩笑地对住友说:“如果你们不再借给我,那第一笔钱就还不了了。”

他先后向住友银行贷款五次,直到1990年,总计贷款2800万美元。身上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他压力非常大,经常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哪怕我就是上帝,都不知道怎么办,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活下去。”

1991年,煤价终于涨了。从1976年他决定涉足煤矿行业到1991年整整走过15个年头。他开始赚钱了。这时压在他头上的债务终于可以还了,他不但把到期的贷款都予以偿还,连没到期的贷款也还了。最后一笔债务还清的那一天,他感到特别高兴,特别轻松,感觉天都比平时更蓝。从那以后,他坚持用自己的本钱经营,做到不再借贷。

随着公司的发展,煤炭产量不断增加,公司需要扩大再生产,需要进一步投入大量资金。要不要贷款,这事需要纪辉琦进一步作出决择。而这时,日本住友银行也提出要和他合作,为他准备了1亿4000万美元,作为他可以随时调动的资金,但是他还是坚持尽可能地自力更生,一直没有用这笔钱。

过去的数十年,中国、印度一直是煤炭消费大国。最近两年,国际市场的动力煤炭价格行情已跌破80美元,陷入新低谷。中国在政府大力整顿环保的举措下,节能减排势在必行,也导致市场用煤需求下降。最近,中国政府已下令在北京、河北、石家庄等地关闭了一大批耗煤重户。

这些因素也反映为哈隆能源的2013年首9个月收入受损。纪辉琦说:“这次的价格下降周期虽然长了些,但应该是见底了。”

纪辉琦在煤矿行业工作已近40年。这些市场的波动只是历史在重复某个片段,市场的大势已在他的一片脑海中。经历这么多的难关,他仿佛一位船长,掌握着达尼多这艘巨轮,发出别有一番滋味的心得:“达尼多集团有个不成文的政策,就是做生意尽可能地不借钱。中国一句古话,‘无债一身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在煤海的几经沉浮中,纪辉琦和他的达尼多也经历了浴火重生。现在和当年的最大不同是,公司没有举债,健康的财务状况是度过难关的最大信心。谈到做生意,他一直强调说,任何时候,都要维护自己的信誉。

但是对于创业的年轻人,纪辉琦还是鼓励他们勇于开创,“开始可以举债发展,但是借了一定要还。为了还钱,甚至自己要学会节省。”

先发展经济 再发展文化

印尼有华人2100万,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近些年来,印尼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鲜为人知的是,两国间的经贸往来至少有90%有印尼华人参与。印尼华人对促进两国关系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扮演着双边经济联系的桥梁角色,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角色会更加突出。

中国崛起对印尼华人的地位有着显著的影响。近年,印尼政府逐渐解除了对华人的歧视政策。最近,印尼苏西洛总统(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签署决定书,决定将使用40多年的对华人有侮辱含义的“支那”称呼改为“中华”。在分析家看来,这一举措无疑与中国日渐强盛的国力有关。

在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政权时代,因为政商之间无法厘清的关系,给整个国家和民族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在印尼华社,雅加达和西加里曼丹的两位华人副省长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雅加达副省长钟万学先生(在当选后,更让华人看到了参政的机会。纪辉琦一字一句地说:“印尼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很少参政。即使有尝试参政者,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参政会成为主流。不过,这有个好处,显示8%-10%的印尼华侨开始在政治上展露头角,未来参与的可能性在提高。”

2014年印尼大选即将到来,对此他说:“我希望能够出现一位华人副总统。但是现在这个时机并不成熟,这不仅是时间的问题。”

即使存在政治地位获得提高的可能性,纪辉琦认为,印尼华商还是应该做好商人本分。对华商而言,经济仍是生存的根本基础并占有主导地位,要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发展文化。他强调,华商应该是在接受印尼经济文化的前提下,再接受华人文化,毕竟我们的身份是印尼人,祖先是华人。“我是商人,领导中华总商会,从商不从政,从政不从商。”

虽然印尼商机无限,但是由于印尼排华的根源性,历史留下的阴影仍然萦绕在华人的心头。但在纪辉琦的眼里,印尼人民是包容和蔼的民族,印尼就是他的家园。他能理解,穷人对“富”的敏感,甚至产生出的仇富情绪。

纪辉琦暗示,如果以为用钱就能化解,那肯定是错误的思路。他进一步解释说,“排华”取决于华人自己,如果华人在经济上很强大,和那些印尼的穷苦民众沟通和合作,就会制止这些排华情绪的蔓延。毕竟排华的只是少数人。

只要能赚钱,就静静地做慈善

在2013年的《福布斯》印尼排行榜中,纪辉琦以12亿美元身家位居印尼榜单第17位,实际上他并不是《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的新面孔。对此,纪辉琦表示,财富榜的排名不是真实的,因为那只是表面的数字。他意味声长地说:“人活着,不是由钱决定的。”

常言道,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的人非常富有,可是家庭却未必美满幸福。每一次的煤海沉浮,不仅增强了纪辉琦对市场的判断力,也让他把钱看得更开。“我的要求是,有些钱,有些事业,大大小小平安,下一代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

目前,除了出任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纪辉琦在政府和华社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面对如此之多殊荣,纪辉琦淡然地说,这只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希望我为华社做一些事情。

他坦言,要做好这些事情,并不容易。“我的年龄已经在这儿了,我为所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在我的任期内不要留下坏的口碑,我就很满意了。”

今年,印尼的华人春节与往年不一样,除了马上成功带来的好兆头,更多了一些慈善融合的氛围。在一场新春年会上,纪辉琦一呼百应,华商们积极响应,在半个小时内收到52辆环卫车的捐献。

纪辉琦希望通过行动证明,只要华社能万众一心,联手合作,这种凝聚力发出的力量将是巨大的。如何去利用这种大力量,取决于领导人的带头作用。“这并不是一个大项目,只是机缘巧合。在我的任内,我不并祈求回报,只希望在任期有个好口碑。”

纪辉琦也分享了对慈善和生意的看法。每当在孤儿院、残疾人中心、老人院看到那些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病患和老人时,他就对自己说,只要能赚到钱,就一定要做慈善。他认为,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用慈善来回报社会是理所应当的。“静静地去做,上天会保佑你。我们不图回报,只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没有任何东西,比平安幸福更值得去期待。”

他也分享说,做慈善并不是要把钱直接放在别人的手里。慈善要发挥效用,也需要选对机构和渠道。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商人,看到中国政府在环保治理上的决心,纪辉琦也感到开心。同时他还牵挂着印尼的环保举措,虽然印尼政府的关注还停留在温饱和健康的阶段。

回顾自己当初做零售业和纺织业时,纪辉琦说自己当时做得不好,也没有耐心。而当他选择了矿业,似乎就进入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行业。对此他无法解释,只觉得那是命运的安排,而且‘穷’、‘苦’成就了他的命运。“我要感谢这些机遇,让我的人生得到磨炼。”随后,他开怀大笑地说:“男人最怕入错行!但是,只要你走上正确的轨道,就不会感觉到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虽然身家过亿,纪辉琦却是个性情中人。他说自己属于如果欠了别人的钱,就不能睡觉的那种人。尽管他完全可以每天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可他明白生活不一定要天天大鱼大肉。不过,说到美食,不管多贵的东西,他也舍得。赚了钱,毕竟也是为了犒劳自己。谈到如何花钱,他坦承把钱花在朋友身上是一种享受,让他们高兴,自己也高兴。

纪辉琦的朋友可以说是遍天下,上到富豪商贾,下到贩夫走卒。在和李文正先生30多年的交往中,他非常感谢李先生对于所自己给予的帮助。现在看着他的儿子李白、李棕都做得很好,真的很欣慰,他希望下一代有机会多多交流。

儿子劳伦斯现在已经接手公司的业务,纪辉琦惊喜地发现,儿子已比自己干得更加有声有色。“我留了一个平台给他,他比我发挥得更好。他不是从一穷二白起步的,是在我建好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他经常对儿子说,要做个讲诚信的人,说话算话。因为没有一件事比你的名字更需要保护。

世界华商大会即将于2015年在巴厘岛举行,这将是印尼华社的一件大事。作为印尼中华总商会总主席,纪辉琦向华社分享自己的想法:“世界华商大会不仅仅属于印尼中华总商会,这是个开放的大会!谁能做出贡献,我们就敞开大门欢迎。”

纪辉琦透露,他们要通过在印尼华商大会告诉全世界,印尼是个和蔼包容的国家,而该大会的宗旨要让世界各地的华商更加紧密团结的在一起,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一些贡献。

除了经营生意,纪辉琦仍然经常访问中国,并支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扩大贸易交流。他在印中之间搭建的友谊桥梁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认可,但是作为印尼华社掌门人,纪辉琦却明确地告诉记者,“我属于印尼,虽然我的祖先在中国。如果在两国之间选择,我会选择印尼。因为这里有我的家园,有我的亲人,这里是适合我生存的地方。”

访问结束前,记者问纪辉琦对来临大选、希望选出怎样的政府?他说:“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富强而努力,让华社尽情而自由地经商,政府不施加干预,这就是好的政府!”


纪辉琦和印尼总统苏西诺合影
纪辉琦:印尼最早的煤矿商人

纪辉琦(Kiki Barki),1940年出生于印尼万隆。父亲纪端生原籍福建福清,早年到印尼,跟很多南来华人一样开始做生意,后经营旅馆、餐厅和纺织厂。

纪辉琦早期就开始在父亲经营的企业工作,他还曾和印尼军部做服装和日用品生意,过后,他又捡起老本行做起棉纱生意。1976年,朋友一句话提醒他说:“你是学矿业的,为何不去做煤矿呢?”从此,纪辉琦进入煤矿事业至今。

纪辉琦是印尼最早从事煤矿业的商人,他也是印尼达尼多煤矿集团(PT Tanito Harum)的总裁。2010年10月,纪辉琦将达尼多煤矿旗下哈隆能源公司(Harum Energy)上市,并在2009年出人意料地以低于市场价5%的价格出售10%的股份。目前,纪辉琦仍握有哈隆能源公司的多数股份,该公司由其子劳伦斯(Lawrence)运营,劳伦斯同时还担任该公司监事长一职。

2012年,哈隆能源获得《福布斯》亚洲颁发的亚洲最佳投资回报200家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企业在2012年参与爱之病防范并获得金奖组别。

纪辉琦和中国有着特别的渊源联系。在上世纪50年代,纪辉琦到中国北京念中学,之后考进北京矿业学院,前后在北京生活了8年。他经常访问中国,并支持中印(尼)扩大贸易交流。他曾随苏西洛总统访中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尼,他亦代表印尼工商会在欢迎仪式上致辞。

目前,纪辉琦是印尼中华总商会(Indonesia Chinese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总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印尼国防部中国事务特别助理、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员会总主席、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海外常务理事,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外委员、印尼——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协会名誉主席、印华百家姓协会资深名誉主席、印尼华裔总会名誉主席、世界福清社团联谊会荣誉主席等社会职务。

纪辉琦的爱好有阅读、游泳和慢跑。若没有商务宴请,他最享受一碗简单的福建面或肉骨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