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娓/时代财智
（2025.11.01，新加坡）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一条新柔长堤连接着两座城市——一边是高度现代化的新加坡，一边是充满潜力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每天，超过40万人跨境往返：清晨通勤、傍晚返家，构成东南亚最繁忙的经济通道之一。如今，这条长堤不只是跨境友好的象征，更成为新马两国经济合作的创新实验场。
2025年1月7日，新马两国领导人正式签署并交换《柔佛—新加坡特别经济区协定》。这如同一声发令枪，宣告新柔经济特区（Johor–Singapore Special Economic Zone, JS-SEZ）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根据双方协议，新马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四大领域的深化合作——包括加强经济协同、促进跨境流动、推动高附加值产业与人才交流，以更好地争取国际投资。
新加坡和柔佛一衣带水，经济文化往来密切。这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吸引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认为可以复制“深港模式”。因为有新加坡政府的参与，又引发讨论，能否成为下一个成功的苏州工业园。在热度与期待之外，人们更关心的是，是否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
柔新特区，是一个长期计划
柔佛州是马来西亚十三个州属之一，面积全国第五大，它位于马来西亚西部的最南端，东面是南海，西面是马六甲海峡，南面隔着柔佛海峡与新加坡毗邻，妥妥的“新加坡旁”。
柔新协定旨在推动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对柔新经济特区的11个经济领域进行投资，包括制造业、物流、金融服务、商业服务、数字经济、旅游、食品安全、医疗、教育、能源和绿色经济。此外，柔佛州的森林城市已设立马来西亚首个金融特区，推出家族办公室政策、免税与低税制支持。
马国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去年曾表示，有了柔新经济特区及森林城市金融特区的助力，预计柔佛未来一两年的经济增长可超越其他州，成为马国经济最发达的州。
此外，还有另一个绝佳机会，柔佛州苏丹王易卜拉欣(Sultan Ibrahim Ibni Almarhum Sultan Iskandar)，在今年上任成为马国最高国家元首。根据宪制，马国最高元首由九个州属的世袭统治者轮流担任，每五年轮换一次 。易卜拉欣雄心勃勃，要借助这五年的任期，不仅提升柔佛州经济实力和地位，也要提高马来西亚国际形象。
得益于此，2024年上半年，柔佛州招商额达561.4亿令吉，占马国全国总额的30%，位居全国第一。马来西亚柔佛州行政议员李廷汉表示，新柔经济特区不是一个短期的招商计划，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李廷汉（Lee Ting Han）是柔新经济特区计划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也是柔佛州投资、商贸、消费者事务及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他经常现身于新柔特区的主流讨论中。在最近于新山举行的柔新科技论坛（JS-SEZ Tech Forum)上，李廷汉公开强调，资本要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让创新更快转化为生产力。
他也提到柔新特区的重点产业中，数字金融、区块链、跨境支付与财富管理，将成为柔新在马国金融创新的试验田。过去柔佛州的论坛话题多聚焦在地产开发，而这次是为数不多，聚焦金融和科技的论坛。
李廷汉也表示，柔佛政府正在不断提升行政效率，包括投资审批的时间表、税务激励政策的透明化、以及跨境劳动力与数据流动的便利措施。“这些不是‘吸引投资’的口号，而是形成投资信任的基础设施。”
模式借鉴，深圳还是苏州？
发展柔新经济特区，新马两国定下目标，在首五年内推动50个项目，十年内累计100个项目，创造约2万个就业机会。能否完成这个目标，在于执行力与制度协同，而新加坡的参与本身就像一块“招商金字招牌”。毕竟，新加坡以高效治理和严格监管著称。当然，新加坡受限于天然资源有限，也需要寻找向外发展的空间。
过去30年，新加坡对外投资的“政府间合作模式”（G2G），已留下区域足迹：从苏州工业园区到天津生态城、再到重庆互联互通项目与越新加坡工业园（VSIP），甚至 峇淡印都工业园（Batamindo Industrial Park），这些项目展示了独特的“新加坡经验”输出。
不过，新加坡经验出海也存在现实挑战：体制差异、地方执行力不足、文化理解落差，常成为项目推进的瓶颈。对于正在建设中的柔新经济特区来说，新加坡的特区建设经验具有宝贵意义。
新加坡学者杨建伟教授指出，特区的成败关键不在“建园区”，而在“建制度”。杨教授在柔新科技论坛上做主题演讲，从全球化新格局到区域经济，为柔新经济特区的战略意义提供解读视角。
他就事论事，举例说会议期间他从居住在富力公主湾的房间，正好俯瞰新柔长堤。早上七点，从新加坡进新山的车道稀疏，而从新山进入新加坡的车辆与人流密密麻麻，他看到从柔佛徒步长堤的上班族人头攒动，像一个行军的大队伍。他指出，“如果通关效率没有提升，海关堵塞依旧，特区再宏伟，也可能成为一个笑话。”
从地理经济学视角，新柔特区常被拿来和“深港模式”比较——一桥之隔，生产与服务分工互补。但杨教授提醒，深港属一个国家的治理框架，协调机制连续统一；而柔新之间，是两位‘老板’的合作，这更像当年的苏州工业园。”
1994年，苏州工业园建立时，新加坡持股65%，五年后降至35%。新中双方在磨合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杨教授也指出，园区规划是重中之重。苏州工业园区最值钱的就是规划，在后期的招商实际上有一半是奔着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来的。比如当时新加坡的规划里，就包括了住宅区，那时还有人不理解，后来证明，这是非常科学的理念。
如今，柔佛正以“双引擎发展格局”形成自己的特色。柔新经济特区聚焦产业协作、科技创新与互联互通；而森林城市金融特区则以金融创新、财富管理与资本开放为核心。李廷汉表示，政府将以“监管沙盒（sandbox）”为创新企业提供安全合规的试验环境，加速新技术与新产品的落地。
柔新经济特区既不能照搬深圳，也不宜复制苏州。国情不同，差异难免，唯有求同存异、在合作中不断创新，就能在问题中找到办法，推动特区的进步和目标实现。
新加坡与中国：谁更懂柔佛？
在中美关系紧张、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将柔佛视为“第二增长曲线”。这里靠近新加坡，成本更低、土地更广，既能借助新加坡的国际金融网络，又能发挥制造业规模优势。
柔佛新山，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企业出海的新据点；对新加坡人而言，这里更像是“后花园”——兀兰一桥之隔，不少居民周末跨境购物，加油和休闲，甚至来新山购房置业和投资。新山人调侃新加坡人跨境来新山购物时，总爱喊‘cheap, cheap’，道出两地紧密的往来互动。
自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以来，新加坡独立建国，两地虽政体分离，却在经济文化与生活层面与大马邻国是“剪不断”的关系。新加坡人对马来文化、行政体系与社会习惯，都有天然的熟悉度。他们多数能听懂马来语，了解宗教习俗，知道节日、劳工法、甚至地方政府的运作逻辑。
新加坡人关注马国新闻时事，偶尔也像马国国民一样揶揄政府治国手法“翻煎饼”（意指政策不稳定）。当新柔经济特区的消息推出后，新加坡能很快读懂政策导向并抓住机会。明年底，新山-新加坡的RTS地铁即将通车，这推动第一通道旁的富力公主湾房产大卖，50%买家都是新加坡投资者。
柔新经济特区项目获得了新加坡自上而下的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成立专门的“柔新特区部门”，新加坡制造商总会带领会员，定期组织考察。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出海，在海外布局。据柔佛投资促进局数据，特区内注册或意向投资的外资企业中，约一半来自中国或与中国市场高度关联。
中国企业带着雄厚资金，来到海外迅速建厂、购地、设数据中心，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今天到新加坡和东南亚出海的中国企业，已不是上世纪“下南洋”求生存，而是来这里寻找更大的发展舞台。
特区规划的重点之一，是建设东南亚领先的AI与数据中心集群。目前柔佛与新加坡已形成亚太重要的数据节点，容量达1700兆瓦，预计2030年增至5100兆瓦，跻身全球前十。这为中国的云计算、芯片、能源管理与AI算法企业提供了巨大空间。
不过，柔佛州长近来强调，政府政策重心已从“引数量”转向“要质量”，“我们需要能带来技术、带来研发、带来人才的投资，而不仅仅是低成本制造。”
李廷汉表示，柔新特区的首要目标并非“吸引数量”。柔佛州政府欢迎中国资本，但更需要“带技术、带创新、带人才”的投资，而非单纯的“成本外移”。这意味着，若中国企业仍以低价制造、劳动力密集为主，可能难以获得政策优先。
柔佛，要走出自己的路
机遇总与挑战并行。
马来西亚虽致力于提高政府效率，但地方执行力和行政竞争力仍然需要提升。为吸引全球人才与资本，柔佛州推出5%甚至0%企业税率、15%个人所得税率等政策。但有部分外资指出，特区的低税政策并非普惠，而需达到一定投资门槛才能享受。
虽然柔佛州具有土地和成本优势，但新加坡式“效率文化”尚未全面渗透。如果中国企业期望以国内速度复制海外模式，这很可能会遭遇制度与文化的落差。尤其在热门的高科技与数据产业领域，能源与环保审批愈加严格，马国愈加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若规划不足，这将让企业面临延误风险与额外成本。另外，外来企业缺乏对市场差异和文化的理解，都可能让出海企业交学费。
杨教授也建议，出海的中国企业更需要融入当地。“有些中国企业出海，像开餐馆，连油盐酱醋和厨师都从中国带来，只需要当地的消费者。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出海企业必须学会——‘和当地一起玩’。”
柔新特区的发展，不必模拟深圳，也无需复制苏州。柔佛真正的考题，不在招商数字，而在建立信任。未来的赢家，不是谁来的早、谁投的钱多，而是谁能把握这座城市的脉搏——理解跨文化合作，让资本、人才与制度在信任中共荣共生。唯有让治理生根、信任生长，柔佛将在深圳与苏州之外，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