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昕/摄影：蔡清福/时代财智
（2026.04.01，新加坡）在全球化格局重塑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出海”，来寻找新的增长空间。然而，在资本、技术与合规之外，一个常被忽视而又不易被发现的“变量”，正在决定企业出海的成败与否——跨文化管理与领导能力。
门前车水马龙，毗邻新加坡河，新成立不久的慧谷学院就坐落在传统商区唐城坊的高楼上。凭窗远眺，新加坡的现代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慧谷学院院长徐家庚在接受时代财智采访时指出，许多中国企业在出海前做足了法律、财务与制度层面的准备工作，却低估了文化差异对经营的重大影响。风险往往并非源于合同条款本身，而从对当地商业与政务运行逻辑的认知偏差就开始了。
上世纪90年代来到新加坡，徐家庚已经在这里生活30多年。虽仍带着些许乡音，但谈吐间，他对新加坡制度与社会的洞察已转化为跨文化跨语言的理解。他待人谦和，言谈温润而健谈。因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学生遍布中国各大城市。每每获知学生们的成长和发展的近况，他也看到了不断进步的中国。
待记者落座时，徐院长已亲手冲好一杯咖啡。他对咖啡的冲泡很有心得，闲谈之间才知，除了教育事业，他也曾在中国与新加坡经营多家咖啡店。“生意很好，但竞争激烈。”他爽朗地笑着说。正是在创业与经营实践中，他体会到市场的复杂与生意人的不易，也更加意识到，商业成败往往不止关乎资本与产品，还有对商业文化差异的理解与认知。
出海失败，往往从认知偏差开始
谈起教育，徐院长开门见山地分享了一个早期对他很触动的案例：约在2010年前后，一家新加坡企业赴中国湖北投资建设制药工厂。项目在文件、审批与合同层面均符合要求，工厂也顺利建成。然而投产不到一年，当地政府因道路建设规划要求企业搬迁。
“这位投资人非常困惑。他认为合同已经签好，程序完全合规，问题不该发生。”徐家庚回忆道。不过，在当地的商业与政务语境中，这并非单纯的合同履约问题，而是牵涉到复杂的人情往来、地方利益博弈与本土化沟通逻辑。最终项目难以为继，企业蒙受巨额损失。
徐院长认为，这类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典型的“制度理解正确，文化判断失误”，“合同齐全，却失败在不懂不同国情下的人际关系。他以此说明，文化差异在跨境经营中的重要性。接着，徐院长话锋一转，谈到同样的文化差异的忽视和判断失误，也经常发生在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出海大潮中。
“很多企业把新加坡当作一个终端消费市场，这是严重的误判。”徐家庚直言不讳，新加坡更适合作为区域总部、融资平台或合规枢纽，而非海外销售的终端阵地。
类似的误判也体现在对劳动力结构的理解上。例如，一些制造企业选择马来西亚，却忽视了当地技术工人短缺、流动性高的问题，最终导致产能无法落地。相比之下，印尼在劳动力规模上更具现实条件，但同样需要对当地文化、管理方式和政府运作有足够理解。
法律、税务、合规等问题，可以通过专业服务来解决，即使走弯路，也未必致命。然而，文化差异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可能需要更大的资金或时间去弥补。
—— 慧谷学院院长徐家庚
理解文化差异的核心价值 决定能走多远
过去几年来，新加坡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热门目的地。一方面，这里华人社会占比高、沟通便利；另一方面，其法律与金融体系稳定透明。但是，徐院长也注意到，中国企业早期出海依赖的成本、速度与执行力等硬实力优势，正逐渐被制度适配、合规运营与文化理解等软实力挑战所取代。
新加坡家办的兴起，是反映出海的一个窗口。据报道，新加坡家办数量从2023年的1400个增至2024年的2000余个，2025年仍呈增长态势；数据分析公司Amicus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新加坡2053名家办董事中，中国大陆籍董事占比34%，位居首位。但近年来新加坡多家家办暴雷的事件也表明，不少入局者缺乏在当地本土化运营中构建信任的意识与长期能力。
如今出境便利、公司注册流程简化，真正的考验在于，企业能否让当地合作伙伴、员工乃至竞争者实现共赢，能否切实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唯有如此，企业才能行稳致远，而这背后，考验的正是企业家的格局、责任感与价值观。
2025年，徐家庚和新加坡资深教育人士黄强博士，海派易学“新索隐思想”与“文商”概念的创立者穆晓峰博士，共同成立了慧谷学院，主打跨文化管理与领导力研究生文凭课程。该课程通过融合古代智慧和现代管理原则，赋予学生跨文化领导能力。课程讲义提交新加坡教育部后，迅速通过审核获批。该课程面向出海企业的创始人、高管，以及有跨境经营需求的管理者，聚焦东西方文化差异、历史背景与现实商业行为之间的关联。
课程的教授阵容强大，单是“跨文化管理与领导力”一个课程，就有8位博士授课解惑，在以《易经》与《圣经》的东西方比较文化为基础，并融合其他多元文化的比较研究框架下，改变企业家思维框架的最底层：文化基因。
该课程的师资汇集来自哲学、历史、宗教与管理领域的文化学者与实践者，从东方经典到西方思想，从新加坡社会结构到东南亚商业现实，帮助学员建立跨文化理解的底层框架。三位创办人在教学理念上有共识，文化不是速成技能，但通过系统学习，提高战略底层认知，有利于降低风险，避免致命的误判。
决定海外经营成败的，不仅需要操作能力，还有背后对当地制度的深度理解与文化差异的精准研判能力。了解和掌握这些市场存在的文化差异，正是跨文化管理的核心价值所在。
出海走出去，合规是入场门槛
在访谈中，徐院长分享了多个案例，他不认为企业出海有“标准答案”。每一家企业所处行业、阶段、资本结构和目标市场不同，路径不可能完全复制。
“企业可以换十个顾问，获得十种方案；但如果企业自身缺乏跨文化判断能力，就永远只能被动选择。”他说。这也是他将多年实践经验，转化为跨文化管理课程的原因之一。课程并非教授进入海外市场的“操作指南”，而是帮助企业家理解不同文化、制度与历史背景，如何影响商业行为和决策方式。
出海也不一定是非要来到东南亚，徐院长又以一家来自苏州的太阳能面板企业为例。在美国提高关税后，这家企业迅速调整布局，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并在印尼建设生产基地，通过多层结构重组供应链，继续服务美国市场。
“从表面看，这是一个企业到海外寻求产能与成本优化的案例，”徐家庚说，“但真正难的地方，并不在流程，而是这个企业来到新加坡，经过东南亚市场的锻炼，在不同国家的法律、金融、监管和商业文化中都能被接受、被理解、被信任。未来再进入欧美市场，这是一个绝对优势。
徐家庚强调，许多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挫折，并非故意违规，而是低估了对‘合理’与‘合法’的理解差异。“合规是进入海外市场的基本门槛。‘规‘本身，就包含了差异。’”
在一些国家，合同是绝对前提；在另一些地方，关系、信任与长期承诺同样重要。有些市场强调程序公平，有些市场则更关注结果与稳定。“如果管理者只从原有的经验出发，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你以为自己是在按规则行事，但在对方眼里，可能是在破坏平衡。”
正因如此，跨文化管理绝不是教你“软性沟通技巧”，而是企业战略的一部分。它关乎如何设计组织结构、如何选择合作伙伴、如何理解政府行为逻辑，甚至如何判断一项‘合法方案’是否在现实中可持续。
企业家更需要学习型社群
这20年来，徐家庚频繁往返于中新两地。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他观察到，中国具备出海动力与能力的企业，并非仅集中在一线城市或传统制造重镇。这几年，苏州、无锡、宁波仍是出海主力，而越来越多内陆与西部的新能源企业也加速出海，成为这一浪潮中的重要力量。
在新能源、光伏、风电等领域，一批早期完成资本积累的企业家，正在主动寻找海外市场。这些企业并不缺钱，而是在寻找长期布局、制度稳定性和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谈到未来布局，徐家庚并不避讳教育板块与企业出海之间的关联，但他强调，两者并非简单的商业延伸关系。市场趋势的变化，重塑了出海服务与教育的逻辑：服务对象不再是“想试一试”的企业，而是已经准备走远的企业。
出海的下一阶段，是企业家之间的互相学习。“当企业都走出来之后，下一阶段一定会需要一个可以交流经验、校正判断的圈子。很多问题，不是老师能回答的，而需要企业家之间进行互动才能理解。”
在他的设想中，这样的平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会，而更是一种更接近学习型的社群。成员之间有共同的出海经验、相似的决策压力，也更容易在讨论中形成共识。
展望未来三到五年，徐院长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动力仍将持续。在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部分中国制造与技术产品，在海外市场反而能获得更合理的定价与利润空间。这种市场差异，不仅推动企业重新审视全球市场布局，也迫使企业管理层加速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布局已步入下半场：从‘具备走出去的硬实力’，转向‘拥有留下来的软实力’。而跨文化管理能力，正是决定企业海外版图能走多稳、走多远的核心底层能力。在全球化格局重塑的当下，这份能力早已不是企业海外经营的‘加分项’，而是融入全球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备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