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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在新加坡的Istana王宫(总统府)独家专访他,我们开始时用华语(中国国语、普通话)寒暄,话家常,但一谈到哲学和政治的抽象观念时,他就立刻改用英文。
他说其实自己非常重视华语,坚持每个星期六都上华语课,由专门的老师补习。他说他看好中国的发展,尽管当时两岸风云危急,导弹风暴的阴影挥之不去,而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被西方指责。但他在专访中表示:“只要中国保持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和平稳定,让经济发展,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读当日的对话,就觉得他的判断非常精准,看到中国在稳定发展中带来的和平红利,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高铁大国,并且要从昆明建造高铁到新加坡。而最近由中国牵头的亚投行更突破了美国的金融垄断,影响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而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二十年来的发展,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新加坡,就是如何实现高度的效率和繁荣的经济。新加坡强调良好的管治(Good Governance),重视效率与竞争力,在全球化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体现“大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老百姓解决生活的种种问题,也赢得统治当局的正当性。
这也是政治学者所说的威权主义,重视“社会第一,个人第二”。李光耀反对“西方式民主”和“绝对的自由”,指出实施英美式民主的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陷入秩序混乱和经济不佳的困境。
但李光耀重视社会公正,他在专访中说“政策的试金石是看实际执行的成绩”。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就是典型例子,它让八成多的新加坡人都可以“居者有其屋”,而背后是政府强大的管理能力,避免让住宅成为炒作的商品和财团垄断的工具。
这政策甚至考虑周详,鼓励子女照顾父母,凡是在父母家里附近买房,都会获得当局津贴。组屋政策深受狮城百姓支持,与今天香港与台湾民众深受“房事“困扰的痛苦,形成强烈的对比。
中国发展的路径,也要面对社会公正的呼唤。新加坡的法律,只要不挑战它的政权,都重视程序正义,更雷厉风行,反贪反腐,从而化解反对派的挑战。这和今天中国的反腐形势,都若合符节。
《亚洲周刊》在一九九五年底选出李光耀为年度风云人物,指出他是“反击西方的亚洲新战士”。二十年后,他的历史轨迹成为中国发展的启示录。李光耀说他不在乎西方的评价,“真理会在现实中展现,历史将作出最后裁决”。对中国统治精英来说,他们也要面对历史的最后裁决。
——作者为《亚洲周刊》总编辑 邱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