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4日，新加坡）新加坡正加速成为亚洲跨境慈善活动的重要区域枢纽。随着私人财富持续快速增长，加上政府积极推动公益发展并出台配套政策，越来越多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的资金正流向亚洲各地的社会项目，并呈现出更具规划性与社会成效的配置方式。
其中一项关键政策是新加坡政府于2024年1月推出的“慈善税收激励计划”（PTIS）。该计划允许符合条件的家族办公室对海外捐赠申请100%税收抵扣，这大大降低了长期以来制约跨境慈善的制度性障碍。随着政策落地，新加坡在扮演传统财富管理中心以外，也增加另一角色，成为区域慈善与影响力资本的重要枢纽。
近期多项动向印证了这一趋势。例如，区域性多家族办公室莱佛士家办（Raffles Family Office）已在香港设立RFO基金会，并表示未来可能以新加坡作为公益活动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总部设于新加坡的一个唤作陈氏的基金会亦通过配置其姊妹机构陈氏资本（Chen Capital）的投资收益，为医疗、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包容等领域提供持续资金支持。
由于多数新加坡家办源自亚洲其它地区，并在多国布局投资，其慈善实践也呈现天然的跨境特征，例如在印度支持教育项目、在印尼投入医疗卫生建设，或在东南亚多国推进气候与可持续发展项目。
过去五年，新加坡家办数量增长近十倍，截至2024年底已超过2000家。 做慈善既能享受税收优惠，又能提升家族声誉为财富长期传承增加能量，新加坡家办所设的慈善基金会数量也随之增长。
在新加坡，慈善组织通常以“注册慈善机构”（registered charities）的形式存在，并受到政府监管。根据新加坡慈善事务专员（Commissioner of Charities）年度报告，这类机构数量已从2020年的2321家增至2024年的2406家，五年增长约3.6%。
行业观察人士指出，更多新一代高净值人群希望将慈善实践制度化、长期化，并与个人价值观相匹配， “结构化慈善”因此日益增多。这类模式通常通过基金会或家办等载体，对捐赠进行系统化安排。
随着家办体系日趋成熟，它们设立的基金会也体现出治理能力、问责机制与影响力评估体系的提升。越来越多机构正从传统捐赠模式转向整合式影响力投资与结构化协作，而基金会则成为资金配置、成果追踪及跨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安盛律师事务所（Allen & Gledhill）私人财富业务合伙人兼联席主管Han Junwei指出，越来越多富裕家族正在咨询如何以新加坡为区域平台开展慈善活动，相关需求明显上升。
汇丰银行南亚区私人银行主管Tommy Leung也持相似看法。他表示：“希望回馈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一些客户对此非常投入，因此选择设立基金会来系统性推进慈善工作。”
拉惹与丹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 Singapore）合伙人拉贾（Vikna Rajah） 指出，新加坡不仅被视为财富管理中心，也日益成为支持“结构化、长期及区域性慈善”的平台。富裕家族与家办正逐步从依赖私人信托的捐赠方式，转向更透明的基金会模式，尤其是资助型（grant-making）基金会。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推出的“家族办公室慈善税收激励计划”（PTIS）自2024年1月1日起生效，允许符合条件的家办在五年内就海外捐赠享受100%税收抵扣。拉贾指出，尽管MAS并不直接监管慈善机构或基金会，但其通过制度设计与激励安排，间接推动了整体生态的发展。他补充称，受惠范围不仅包括慈善平台本身及受益人，也可能延伸至相关家族或企业主体。
MAS发言人表示，除税收激励外，相关政策还包括培养慈善顾问人才、推动最佳公益实践，以及建设更专业、可量化的影响力评估工具体系，从而提升慈善行为的规划性、透明度与执行效率。
亚洲社会投资与慈善网络（AVPN）ImpactCollab平台负责人张宝耀（Kevin Teo）指出，新加坡将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纳入激励框架，使高风险公益投资转变为资本配置策略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混合融资是一种结构化模式，通过将公益资金与商业资本结合，用公益资金吸收部分风险、优化交易结构、提升信用条件并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吸引更多私人资本进入可持续发展领域。
这一趋势也呼应全球慈善体系的制度化转型，尤其是在家族财富代际交接加速的背景下。张宝耀指出：“零散、临时性的捐赠已不再足够。”他强调，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与发展挑战，需要更加协调、有组织且具规模效应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