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祖枝博士
徐悲鸿曾于抗战期间赴南洋各地举办筹赈画展，以支援国内抗战。徐悲鸿 之所以前往南洋举办筹赈画展，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促成的，具有偶然 性；他在南洋的筹赈画展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并获得深远影响，则具有必然性。当 前学界关于徐悲鸿在南洋的艺术活动相关研究比较零散也相对片面，正如中国 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华天雪所言，这是“一段清晰又朦胧的历史”。正因如此， 笔者通过查阅文史资料，试图还原厘清这段“清晰又朦胧的历史”。
一、徐悲鸿的南洋之行动因
1939年，徐悲鸿从桂林经香港抵达新加坡，开始了长达近三年的南洋和南亚之行。临行前，徐悲鸿曾经给儿子伯阳、女儿丽丽写了一封信，信中道出了他此次奔赴南洋的原因，“伯阳、丽丽两爱儿鉴：我因为要尽到我个人对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与国家……”笔者查阅资料发现，除了在给孩子的信中道出的“去南洋卖 画”“捐与国家”等直接原因之外，还 有另外两重因素共同促成徐悲鸿南洋之行： 一是根据徐悲鸿写于1938年年底的《西江漂流日记》可知，1938年五六月间担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回到中国，转达了印度诗圣泰戈尔的书面邀 请，邀请徐悲鸿到该校演讲和举行画展。恰逢1938年6月， 德国驻广州领事向徐悲鸿函购了七八幅画作，徐悲鸿便把 所得的几百元作为旅费，并计划在到印度之前在新加坡举 办画展筹赈。另外，根据新加坡先驱画家刘抗晚年的采访，“战前（指太平洋战争前）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那时抗战正在进行，也为着筹款，南侨筹赈总会就邀请徐悲鸿来这边举行一个筹赈画展。……悲鸿先生对新加坡已经有过去一段关系，现在为祖国的抗战而筹款开一个展览会， 他也是很乐意的，所以他就带了他相当重要的一批画卷到 新加坡来展览”。由此可知，新加坡南侨筹赈总会的邀 请，进一步坚定了徐悲鸿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的决心。 二是笔者通过徐悲鸿与其友人，即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 新城的部分往来信件及其登报的《启事》等史料发现，促 成徐悲鸿赴南洋办展的第二个因素来自家庭破裂和情感挫败。与蒋碧薇的婚姻破裂及与孙多慈的情感受挫使徐悲鸿深受打击，因此决定避走南洋，“以流亡自解”。
以上两个因素的叠加，再加上身为画家肩负的艺术救国的时代责任，徐悲鸿于是决意赴南洋举办筹赈画展。至于其“携画南渡”这一过程，则颇费周章。
时间回到1935年11月，徐悲鸿第一次踏足广西，被广西瑰丽的山水风光和政通人和的新气象吸引。此后数年，他多次往返驻足于广西（主要是桂林），长则几个月短则十几天，或举办美术展览，或筹建美术学校，或进行美术创作，为广西美术事业做了大量事情，也取得丰硕成果。1936年5月，深陷家庭矛盾的徐悲鸿毅然携带一大批所藏书画再次前往广西。广西当局为了保险起见，也方便徐悲鸿就近取画的需要，特地选取了桂林七星岩岩洞存放徐悲鸿的藏画和藏书。1938年10月，徐悲鸿决意启程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举办展览和讲学，并在途经南洋时举办画展筹赈，因而取出藏在桂林七星岩岩洞里的1000多幅书画。因战争导致陆路交通封锁，他改走水路坐船去香港。1938年10月9日，徐悲鸿携画从桂林出发沿桂江而行，10月16日到达梧州，再顺西江漂流而下，辗转多日后于11月7日到达广东江门，随后到达香港；又因护照问题在香港焦急地等了两个月，直到1939年1月4日才登上荷兰邮轮前往新加坡，最终于1月9日下午抵达新加坡。抵达新加坡后，徐悲鸿受到新加坡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各大中外报纸先后报道了他将在新加坡举办画展的消息。
二、徐悲鸿在南洋的筹赈画展史实
1939年1月，徐悲鸿携带毕生创作和珍藏的1000多幅艺术精品，由香港辗转抵达新加坡。凭借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力，他的到来受到新加坡当地华侨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地的主要艺术团体中华美术研究会、主要艺术学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都邀请他作艺术专题讲座。同时，主要华文报纸《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总汇新报》等，以及英文报纸如《海峡时报》《马来亚论坛报》《早间论坛报》等，都在其画展期间进行了大量且持续的新闻报道。
徐悲鸿在新加坡的筹赈画展由星华筹赈会主办，并成立了“徐悲鸿教授作品展览委员会”。为了更好宣传徐悲鸿筹赈画展，也为画展筹赈取得更好成绩，在画展前夕的1939年3月2日，《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上刊载了多篇介绍徐悲鸿生平、绘画思想和画作的文章。《南洋商报》则于3月3日至4日一连两日刊登了画展通告，对徐悲鸿新加坡筹赈画展时间、地点和开幕嘉宾等进行广泛宣传介绍。新加坡英文报纸如《海峡时报》《马来亚论坛报》《早间论坛报》《新加坡自由报业和商业广告报》等先后有13篇新闻进行报道。
徐悲鸿在新加坡的画展原定于3月4日至12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然而因为徐悲鸿名望很高，主办当局改变初衷，致使画展多次改期和更改展览地点。直到海峡殖民地总督汤姆斯夫妇参加霹雳苏丹登基大典结束后才确定画展开幕时间。最终，徐悲鸿新加坡筹赈画展在1939年3月15日、16日先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3月18日到26日移到中华总商会，前后共10天。展出作品丰富多样，包括他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任职中央大学期间的创作以及近作共172幅，作品种类包括油画、国画和素描。同时还展出了200余件徐悲鸿历年购买和收藏的中外著名画家的艺术作品，为了鼓励和宣传本地画家，还展出了不少本地画家如张汝器、林学大、徐君濂、庄有钊等人的艺术作品。这也正是徐悲鸿不忘将中国艺术传扬到世界各个角落，也不忘提高本地画家的声誉和地位的崇高精神所在。
1939年3月16日的《南洋商报》晚版以整版篇幅用中英双语介绍了徐悲鸿新加坡筹赈画展的盛况，并附上了若干幅展览现场照片和画展作品，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画展的大致情况。《星洲日报》编辑徐君濂以笔名“宗生”发表《徐悲鸿教授画展及其他》一文，对徐悲鸿新加坡画展评价甚高。徐悲鸿新加坡画展反响热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研究学者对于此次徐悲鸿新加坡画展的盛况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如“到展览结束时，60多万人的新加坡就有3万多人参观过徐悲鸿的画展”，又如“一位画家的画展，规模之盛，范围之广，筹款数目之多，艺术影响之深远，在新加坡与马来亚艺术史上尚无前例。其后数十年间，徐悲鸿仍是新加坡画展的多项个人纪录保持者”。
徐悲鸿在1939年4月24日写给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的信中印证了新加坡画展的成功，他在信中说：“此次画展因太轰动，大张《田横五百士》签名售廿五元，售去廿张。小张五元，过一百张，因此有人写信到中华书局，愿专购鄙集出售。惜缺货，中华卖出一百八十余册。”中华书局曾于1939年3月6日、11日和14日在《南洋商报》以“徐悲鸿先生名作”为题刊登广告，为中华书局精印的《悲鸿画集》第一册和第二册进行广泛宣传，通过该则广告可知同时出售的还有《悲鸿绘集》《悲鸿描集》《悲鸿近作》。另外，通过徐悲鸿与舒新城的信函可知，刊登在《南洋商报》上的广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徐悲鸿吉隆坡筹赈画展是他抗战时期在南洋举办系列筹赈画展的第二站，但是与1939年3月在新加坡的筹赈画展时间相隔了近两年之久。其实，徐悲鸿在新加坡筹赈画展之后是有意在南洋其他地区举办画展的，1939年3月31日《星洲日报》刊登了一条标题为“徐悲鸿教授在隆展画期四月”的新闻，同一天《南洋商报》刊登了一条标题为“徐悲鸿将往麻坡举行筹赈画展，收入画资充赈济难民”的新闻，说明徐悲鸿原计划在新加坡筹赈画展之后前往吉隆坡举办筹赈画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延迟了近两年。1941年，徐悲鸿在吉隆坡筹赈画展开幕式上的讲话道出了具体原因：“溯鄙展之动机，原在前年三月，当时郑振文博士返国前曾为弟致介绍书于此间各侨领。旋因合唱团方走，时间太于逼迫，而弟尔时又因为坡督写像，一时不克离星，故以搁置。”因此，1940年12月中旬由印度返回新加坡后，徐悲鸿即马不停蹄开始着手准备赴吉隆坡举办筹赈画展事宜。
1941年2月8日至16日，徐悲鸿的筹赈画展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画展由雪兰莪华侨筹赈委员会主办。开幕当天，中国驻吉隆坡领事薛寿衡、孙副领事，侨领李孝式、陈占梅、曹光辉，画家司徒乔、刘抗都莅临参观。主办方在画展宣言中赞誉徐悲鸿的爱国之情不亚于沙场的战士。徐悲鸿在致辞时，强调艺术贵于创作，要有独立精神，剽窃他人作品是强盗可耻的行为。此次画展展出油画和国画作品近200幅，徐悲鸿捐出其中80幅作品助赈。从《南洋商报》刊登的新闻标题“雪兰莪悲鸿画展开幕盛况，画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侨众莅场参观极形踊跃”“雪兰莪悲鸿画展，售券万元连日往参观者达数千人”可知徐悲鸿吉隆坡筹赈画展是很成功的。画展采用劝销的方式进行，画券价目分为100元、200元、300元、500元和1000元五种，劝销第一天就得7000余元。参观入场券每人一角，学生半价。画本每本定价5角，影印画另有定价标明。从1941年3月23日徐悲鸿写给中华书局舒新城的书信中可知，吉隆坡画展总共筹集了17856叻币的赈款，其中油画《三侠》被侨领巫柏觐以2000叻币的高价购得，是徐悲鸿南洋筹赈画展期间售画价格最高纪录。值得注意的是，徐悲鸿在印度创作的油画《愚公移山》首次在南洋公开展出即是在此次的吉隆坡筹赈画展。
徐悲鸿的怡保画展是1941年徐悲鸿马来亚系列筹赈画展的第二站，前一站是吉隆坡，后一站是槟城。马来亚三地的筹赈巡展时间安排比较密集：吉隆坡筹赈展在2月中旬，怡保筹赈展在3月初，槟城筹赈展在3月底4月初。一般来说，筹赈画展都要有充足时间来准备以取得更好的筹赈成绩，比如徐悲鸿新加坡画展是徐悲鸿抵达新加坡后三个月才开幕的。因此，此次密集安排另有原因。早在1939年新加坡筹赈展时，徐悲鸿就有计划前往马来亚举办筹赈展览，但其原计划只有吉隆坡和槟城两地，不包含怡保。有1939年5月31日徐悲鸿致信李宗仁的信为证，信中徐悲鸿说道：“鸿于四月间在星洲举行画展，曾得国币三万金以献国家，并指定以半数捐与广西第五路军阵亡将士遗孤。拟于下月赴吉隆坡、槟城两处举行同样意义之展，以尽国民之责。”
1940年年底，徐悲鸿从印度返回新加坡，不久便开始准备马来亚各地的画展，但是当时并未将怡保纳入行程之中。1941年1月17日《南洋商报》的一则新闻可为证，该消息称“一俟商谈就绪，徐氏将返隆办理来梹手续”，并未提及将往怡保举行展览。最早提及徐悲鸿怡保画展的消息，出现在近半个月后的1月30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上，即“徐悲鸿拟在怡，举行画展助赈，霹华赈会原则上已接纳”“徐悲鸿决在怡画展，霹华筹赈会原则上接纳”。由此笔者认为，怡保之展是临时动议而增加的，因为怡保也是华侨聚居之地，当地华侨爱国意识高涨且热心筹赈，怡保又地处吉隆坡和槟城之间，是往返两地的必经之地。这就解释了徐悲鸿1941年马来亚三地画展举办日期为何如此紧凑。
徐悲鸿在怡保的筹赈展览由霹华筹赈会主办，举办日期原定3月1日至7日，后因观众观展热情高涨，前往观展人流络绎不绝，于是画展往后延期3天，至3月10日方才结束。画展地点原定霹雳州怡保中华总商会，但因场所会期冲突，改在韩江公会举行。画展开幕由驻吉隆坡总领事薛寿衡剪彩，展出作品有油画和国画数百幅，筹赈数额一万余叻币，但是具体参展作品数量及筹赈数额未见详细记载。画展采用劝销画券的形式筹赈，画券分为100元、200元、300元、500元和1000元五种，画本每本5角，其他影印画另有定价，门票一角。另外，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影印明信片10万张在画展现场发售。新加坡主要华文日报如《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总汇报》等，共报道徐悲鸿怡保画展相关新闻20篇。
徐悲鸿槟城筹赈画展于1941年3月29日至4月4日在槟城惠安公会举行，由中国驻槟城领事叶德明主持开幕。3月29日恰逢纪念黄花岗起义革命先烈的“黄花节”，徐悲鸿在画展开幕典礼的演讲中强调：“七十二之壮烈牺牲精神，即为我中华民族，伟大之表现，一国之兴衰成败，悉系于此，今后吾人尤应本此精神，发扬光大，以达抗战建国之成功。”该画展由槟华筹赈会主办，为了更好地宣传画展，起到更好的筹赈效果，画展前筹委会为徐悲鸿出版了《槟华筹赈会主办徐悲鸿教授画展》特辑。特辑于中华民国卅年革命先烈纪念日出版，由侨领林连登题字，新加坡源顺街南洋印务公司印刷，展出作品175幅，包括中国画98幅、粉彩画4幅、素描27幅、油画46幅。全程参与画展筹备的徐悲鸿义子、入室弟子骆拓（徐悲鸿至交骆清泉长子）时隔67年后回忆当时画展展出的作品包括：“画件中包括巨大惊人的中国画横轴《九方皋》《野渡》《荒寒》《野趣》《雄狮》，还有丈二长对开的立轴《巴人汲水》《伐椰》，连装裱，从惠安公会天花板直垂到地面，气势磅礴，格外壮观，不由得令人折服。油画更是惊人，《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广西三杰》《放下你的鞭子》《箫声》《湖上》《鲁智深》（我当时正在读《水浒传》，感到格外亲切），还有《新加坡李小姐》，画中人物衣服颜色的鲜明、人像的突出也是前所未见。”
因画展反响热烈，原定4月4日闭幕日期推迟至4月7日才闭幕，到场参观者涵盖各界人士，还有外国人士及英校学生，至闭幕当天总参观人数达3165人次。槟城当地报刊也踊跃宣传，通过新闻、专刊、专栏大力推崇赞扬徐悲鸿对抗日的贡献和功劳，鼓励侨胞抗日救国。此次画展共筹得14000元左右，这在1941年可谓天文数字，筹款悉数捐给抗日前线，用于救国救民。
三、徐悲鸿抗战时期南洋之行的影响
徐悲鸿旅居南洋期间，除了举办筹赈画展之外，还积极响应本地一些团体主办的画展，如在华人美术研究会第四、第五届常年展及1940年星华筹赈会主办的书画联合展上都有作品参展。仅新加坡一地，徐悲鸿受邀现场演讲或广播演讲次数就达7次，同时在当地两大华文日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副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散文、记游诗、题画诗及时论文章等。他与新马两地的美术界、教育界、文艺界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时常与名流雅士往来交流，如郁达夫、黄孟圭等，并鼓励提携后辈，如在他的画展中特别增加了本地年轻画家的作品，为杨善深在新加坡的画展写序、写请柬，为李青萍选画、编辑画集并作序，鼓励李曼峰学艺并作长序肯定其艺术功底等。
综合史料来看，笔者认为徐悲鸿抗战时期的筹赈画展及艺踪活动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影响：一是促进了南洋各地的艺术发展。徐悲鸿在南洋举办救亡筹赈画展及系列艺术活动极大地带动了南洋地区的艺术氛围，促进了当地艺术的发展；二是激发了南洋各地华侨积极支持祖国抗战的热情。徐悲鸿先后在南洋多地举办筹赈画展且筹赈金额颇为可观，从侧面反映出其画展对激发南洋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三是传播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徐悲鸿作为中西画法兼善的艺术大家，他的画展成功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国画作为中国特有艺术形式，更是为外籍人士所推崇欣赏；四是提升了徐悲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于画家而言，在南洋多地举办的筹赈画展和艺踪活动无疑增加了画家的知名度，徐悲鸿在南洋各地受到的尊崇也与日俱增。从华文报纸对徐悲鸿的称谓，如“著名画家徐悲鸿”“悲鸿大师”以及“画圣徐悲鸿”等即可窥见一二。
抗战时期徐悲鸿的南洋筹赈画展，对当地艺术发展、华侨社会和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赞誉为“仁风远播”。他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举办的筹赈画展，不仅为抗战筹集了大量款项，更激发了南洋华侨支援祖国的热情。徐悲鸿以艺术为媒介，将个人才华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体现了高度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总之，徐悲鸿抗战时期的南洋筹赈画展，是他艺术生涯中光辉的一页。他的筹赈画展和艺术活动，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激发了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当地艺术发展，传播了中国文化，提升了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
注：作者吴祖枝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明学为广西大学教授。原文刊载于《美术观察 ART OBSERVATION 》202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