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翁占秋与徐悲鸿在南...

抗战时期翁占秋与徐悲鸿在南洋期间的通信及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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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祖枝博士

(2026.01.09,新加坡)翁占秋(字联桂)是一位几乎被现代中国美术史遗忘的画家。翁占秋于1900年9月出生,徐悲鸿于1895年7月出生,比翁年长五岁。1919年俩人同时获得“庚款奖学金”远赴法国巴黎留学。

翁占秋初入巴黎公证大学攻读法律、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政治学。1920年11月,徐悲鸿先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的弗朗索瓦•弗拉孟画室学习,翌年5月正式入学。翁占秋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于1925年7月至1927年5月期间一面攻读巴黎大学博士课程,同时又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进修学习。由于翁占秋擅长绘画和法语,他成为巴黎中国留学生特别是从事美术学习留学生们的良师益友,其中就有徐悲鸿。

1927年翁占秋(早年多用“翁联桂”名)在巴黎大学法科博士班修业证书及中文公证书

1927年,翁占秋和徐悲鸿同时结束法国留学。徐悲鸿回到上海,受田汉盛邀参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任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次年,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翁占秋曾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等书记),并在文化大学文化学院担任教授,同时兼任《南京早报》编辑,还曾任职安徽省政府秘书及军政部广东第二兵工厂上校主任秘书等职。俩人多在南京生活、工作,经常雅集唱和。

翁占秋《百菊图》册页中的徐悲鸿题画诗

翁占秋画的作品上,常有徐悲鸿的题诗题跋,足以见证俩人的交往和友谊,如1935年翁占秋《陵园百菊图》上有徐悲鸿的题跋落款:“咏菊即题占秋先生写生菊花,廿四年春日,悲鸿。”再如另一幅作品《玉堂富贵》上也有徐悲鸿的题字落款,“玉堂富贵,翁占秋作,命悲鸿题之”,该作品虽未署年款,但可以确定均在那段时间。

全国抗战爆发后,翁占秋专心从事绘画创作,并着手准备赴南洋募捐筹赈展览。1938年底,他携带500余幅画作和16万件个人彩色册页作品到香港举办画展。1939年1月下旬,又携带画作和册页前往南洋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的槟城、怡保等地举办募捐筹赈画展。25日,抵达新加坡,得到当地爱国华侨陈嘉庚领导的“星华筹赈会”的支持和协助,成为其画展主办单位。

南洋筹赈画展期间徐悲鸿与翁占秋来往的书信

1939年5月初,成立新加坡筹赈画展的筹备会,在筹赈会200余名发起人中就有徐悲鸿。1939年1月9日,徐悲鸿经香港抵达新加坡,这期间他以著名街头剧为题材创作油画《放下你的鞭子》。翁占秋在新加坡筹赈画展开幕后,徐悲鸿前往参观,对展出画作大加赞赏,1939年6月19日的《星洲日报》记载:“画人徐悲鸿、林学大(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等,无不称誉。”

纵观徐悲鸿和翁占秋在南洋各地的筹赈画展,有多地展览重叠或时间相近。1939年3月,徐悲鸿首先在新加坡举行筹赈画展,1941年2月中旬在吉隆坡,3月初在怡保,3月底4月初在槟城。翁占秋的筹赈画展首展同样是在新加坡,时间稍晚几个月,于1939年6月举办。之后在马来亚各地的筹赈展览行程与徐悲鸿相反,即从槟城(1939年12月中下旬)到怡保(1940年12月底至1941年1月初)再到吉隆坡(未举办)。为不影响筹赈效果,翁占秋有意在怡保画展结束后前往马来亚的吉隆坡举行筹赈画展。在徐悲鸿给翁占秋的信函中便是商量此事,具体内容如下:

占秋学长惠鉴,手教诵悉,分答如下
兄来隆展览事,弟已唔李孝式先生,彼谓将竢会议决定,彼意并云,即举行亦必竢至七八月间,因与鄙展相距不宜太近也(最好由兄再直接致函与筹赈会,俾可依据集议,弟将以李君函奉兄,兄即据此作书)。福建帮陈可月君与□最好,彼虽无大力但有用处,此间客帮領袖如陈济谋、周善初诸公已由弟说好可以出力相助。黄花君事,弟顷与中华中学校长周坤元先生详商,彼云图画一门钟点太少,须能兼教手工或初中国文及史地等课,凑足每周二十来小时,薪金一律每月七十元,此時已近暑假,下年七月十五日起授课,但从七月一日起薪。该校方在初创极有精神,黄君倘能承諾可迳函周校长。因弟日內即须赴星洲也,敬颂,弟悲鸿顿首。

1941年2月23日槟城文艺界共同欢祝管震民先生六二诞辰纪念合影,其中前排右三者为徐悲鸿,二排右四者为翁占秋

文中开头提到的李孝式先生,是当时马来亚政界领导人、企业家、银行家,1901年1月生于广东省信宜县,曾先后就读于岭南大学附小、广州中学、香港皇仁书院、剑桥大学。毕业后不久便随其父李季濂赴马来西亚经营锡矿业。曾任吉隆坡市政府议员15年,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会长16年。一直致力于华人社会公益事业。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李孝式奋起组织成立了“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并被推举为会长。为支援祖国抗日救亡,筹募善款100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对国内来南洋的艺术家和文艺团体举行的筹赈活动给予大力支持。信涵结尾处一排小字,因破损严重不能完全辨清,但可推知大意,是徐悲鸿请翁占秋代为转达向李夫人致意。

根据这封徐悲鸿写给翁占秋的信函内容推测应为1941年2月(原信函未署时间)。可知,翁占秋有意在马来亚怡保画展结束后前往吉隆坡举行筹赈画展。但当地筹赈会认为即便要举行也要等到七八月左右,原因是不能与徐悲鸿的吉隆坡筹赈画展(1941年2月8日至15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时间相距太近。

徐悲鸿在信中还就翁占秋在吉隆坡的筹赈画展事宜强调,他已事先与当地侨领沟通,为翁占秋在吉隆坡的筹赈画展顺利举办牵线搭桥。另外,1941年2月23日,俩人受邀参加槟城文艺界共同庆祝书画家管震民先生62诞辰活动。管震民先生原籍浙江黄岩,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博物科,曾任教于山西大学堂、河南高等师范学堂、杭州官立法政学堂。1923年来到南洋,任缅甸仰光华侨中学校长,1934年任教于槟城钟灵中学,后担任校长。对徐悲鸿和翁占秋两位同道到此筹办义展,均给予热情接待和襄助,特邀二位参加其六十二岁寿辰并一同拍照留念。可见,徐悲鸿和翁占秋二人有着共同的社交圈,同样受到南洋各地华人领袖和同行们的热情欢迎。

翁占秋和徐悲鸿二人都是独身南下,在南洋各地举办筹赈画展,不仅实实在在为祖国的抗战筹集到一笔可观钱款,也大量宣传抗战救亡思想,促进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塑造,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当地主流中文报纸《星洲日报》《总汇新报(早版)》《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霹华日报》等都给予报道和评论。如1939年6月21日的《星洲日报》“翁占秋先生画展特刊”中吴澄的文章所述:

“而以极低的价值出售,使参观画展的人,虽属穷措大,亦得稍尽报国之心而择其心爱者,……这种办法的优点,一,能使有价值的作品散满人间,任人欣赏,直接可以提高一般市民的艺术观念与兴趣,间接可以加速的推进社会的进展。二,对于售画筹赈的工作上,可以得多方面的凑集,各视其经济力的大小为输将,同时对于高价墨宝的脱售仍无些少妨碍,一画可以数售,法善意美,可谓极尽筹赈之能事。”

1939年6月26日的《南洋商报》刊登了署名“孟父”的文章《关于翁氏画展》,文中总结了画展举办的三点意义,即“一,纪念陵园,唤起国家观念;二,宣扬国粹,发挥民族精神;三,拯救灾黎,巩固抗战力量”。1941年1月1日刊登的怡保《霹华日报》报道称:

“这回翁占秋先生的画展,陵园菊谱,颇有特色,散张或本,不论什锦珍藏,或张补壁间,都不累赘,且价值低廉,又为一般平民力所易购。
……至于画家则全精傲霜,与其谓为象征隐逸出世之人,毋若谓其品格孤芳,能和肃杀寒风战,能和严霜冰雪站的一位坚贞之战士,黄花晚节香之人,是则非仅物质上以售画所得,补前方伤难而已,精神上抑亦大有益于民情士气之淬励振作了。”

在南洋筹赈活动期间,翁占秋和徐悲鸿在忙于奔波各地举办筹赈画展和到学校进行抗战演讲活动的同时,不停歇的进行书画艺术创作。一方面是因为各地筹赈画展需要不断补充大量作品,二是为艺术界文化交流及华侨商会侨领们大力支持、协助表达谢意。

翁占秋画了许多菊花题材作品,徐悲鸿画了许多奔马作品,画作内容寓意中华儿女血脉相连,心系祖国,同时寄托了对祖国奋起的渴望。通过上述发掘出的史料、图片和文献,生动再现了翁占秋和徐悲鸿在烽火岁月中的艺术贡献和历史地位,也见证了二人之间的往来和友谊。

注:作者吴祖枝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明学为广西大学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华书画家》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