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昕/时代财智
（2025.10.19）如果把新加坡比喻成一个六十岁的男人，他是怎样的？一开始，成汉通就把这个问题问向人工智能，也抛向现场，这不禁让观众陷入沉思：六十岁意味着成熟稳健，也意味着惯性与自满。“年届六十”的新加坡，要如何在过去的成功与全球不确定之间保持发展与永续，继续前进？
昨天（10月18日），由新加坡天府会与新加坡陕西会联合主办了“向新加坡建国60周年致敬”座谈会，三位主讲者：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成汉通、“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重庆大学客座教授杨建伟，他们从不同维度回答一个深度的问题：新加坡的国家能力是如何被设计、被实践、被更新，而这又和我们未来的发展与机遇息息相关。
成汉通：新加坡的理性治理
新加坡前国会议员成汉通的开场白，是从ChatGPT描绘一幅“拟人化”的新加坡画像，之后他又获得一幅“新加坡有限公司”的国家画像：成立于1965年，总部设在这座小岛，创办人是李光耀，主营业务是国家建设。
这家“公司”的成功并非偶然。创业初期，国家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市场，靠的只是人的意志与制度的信任。从制造业起步，到服务业、金融业、科技业的逐步转型，新加坡从“代工经济”走向“知识经济”，再迈向“创新经济”。
“我们和全球签下自由贸易协议，从美国到中国，从日本到欧盟，从区域到世界。我们的品牌，是‘可信赖’。” 成汉通形容，新加坡这家“公司”有三大企业精神：创新、共赢与实用主义。
创新，让国家不被时代淘汰；共赢，让国家在多边格局中立足；实用主义，让政策落地生根。他说：“我们不是要做最大的公司，而是要做最有韧性的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文化，就是新加坡的精神——开放、严谨、务实、可持续。
成汉通也是一位前新加坡资深报人，他回忆起多次与李光耀的会面与采访。“李先生的政治信念有三条：第一，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先；第二，政治是长期工程，不是短期表演；第三，必须让每一位国民通过勤奋与公平获得体面的生活。”
在他眼中，李光耀的伟大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清醒。李光耀明白小国要在世界强权夹缝中求空间，必须靠制度、靠信誉、靠团结。
“他不相信奇迹，他相信努力；他不依赖情绪，而是信赖理性。” 理性并非冷漠，而是一种信念——相信秩序可以创造公平，相信自律能换来自由。这是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根基。
刘太格：从棚屋到“色盲社区”
新加坡享有“花园城市”和“全球领先经济体”的美誉，以其高绿化率、高生活品质、安全稳定和多元文化而闻名。此外，新加坡还是重要的国际金融、商业和转口港枢纽，拥有发达的教育、医疗和低腐败率等优点，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
享有“新加坡规划之父”美誉的刘太格在政府工作23年，从1969年到1992年，这包括建屋局HDB的20年，以及市区重建局URA的3年。在那期间，他见证了新加坡城市发展奇迹的缩影。
他回顾了规划生涯中的重要实践。1960年，新加坡170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住在棚户区。当时在棚屋区里面是没有供水的，于是需要把“站立水管”（standing pipe）拉到到棚屋区的中心，几十户家庭需要去那里集中取水。他问年轻人，是否知道‘站立水管’，不过没几人能答上来。“今天的我们，是无法想象当年的情景的。”
“李光耀告诉我，要打造经济强国，先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刘太格回忆说，从1960年到1985年，在短短的25年内，新加坡的居住方面实现了四句话：没有棚屋区、没有无家可归者、没有民族村、没有贫民窟。如今新加坡人的自有住房占比达93%，这个比率在全球大城市中是罕见的。
新加坡取得这个举世瞩目的成绩，刘太格认为，其成功不能单纯归功于规划和公共住宅政策，而是因为有良好的政策和政府的支持。
然而，城市规划并非单纯的硬件建设，而是一场社会工程——通过空间设计促进种族和谐与阶层流动。刘太格在谈到新加坡“没有民族村”这背后的规划思维，仍然记忆犹新。
世界上的很多城市，提供不同的公共住宅的单位，有的是做给最穷的人住的，或者稍微穷的，而新加坡只有一种单位——组屋，其目的就是促进不同民族的融合。这其中就要求在每一个卫星城小区里面，要把不同收入的人“混居”在一起，比如说一栋组屋设计中，要保证有适当的一房式、二房式、三房式、四房式和五房式，有不同收入的居民。
另外，组屋的种族比例要合理分布，确保不同族群在同一社区共处；从一房到五房的混居，让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同一个操场上成长。“如果能够这么做，那些三房式家庭的孩子，也能跟五房式家庭的孩子相处，他们就有进取心去改善生活。”
他回忆道，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他跟同事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和推演，概念在提交后，一夜之间就获得了政府批准。
有人笑称，这样的设计让花园城市成为“色盲社区”，因为多元种族的人走在路上，无论白色、黄色、黑色或棕色肤色，人们都感觉不到差异。“但我认为，色盲是好事。当肤色不再重要时，种族才真正平等。”刘太格说。
他坦言，当年规划的唯一遗憾是没有保留一间棚屋作为纪念，今天少了一份历史的触感与气味。“现在生活环境的气味都是愉悦的，而过去的棚屋区，不少地方都夹杂着人粪、猪粪的气味，现在的新加坡人无法想象当年的棚屋有多脏和多臭，而这种感受是不可能在规划图纸中看到的。”
刘太格也是墨睿设计事务所董事长。从这位规划大师的遗憾中能感受到，规划不仅是蓝图，而是文明的自我修正。每一栋组屋、每一条街道，都是社会和谐共处的实践——让公平通过空间结构得以被看见，也让多元和谐在日常生活得以共处。
杨建伟：避免自满，才能走得更远
“研究新加坡、讲解新加坡、研究李光耀、讲解李光耀，我都以为自己懂了，但今天仍然学到新东西。”杨建伟教授谦逊的开场白，已为接下来的宏观视野选好角度。在过去20多年里，杨建伟教授已经给市长班和行政高管讲课达近千堂，主题多与新加坡的治理和发展有关。
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到2025年，完成了全球史上罕见的跃升：从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岛国，却在一代人时间内超越了多数欧洲国家，人均GDP接近十万美元”。新加坡的跨国总部云集，金融与航运枢纽地位稳固，“这一跃迁的稀缺之处不在速度，而在确定性。”
在杨建伟看来，新加坡把“可预期性“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公共产品进行供给：法律清晰、政策连贯、行政高效，于是资本与人才得以在此进行长期的、复利式的布局。2005年开放综合娱乐城（IR）的决定，“新加坡不是盲目地开放，而是在制度可控的前提下释放能量。真正的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
他又以综合娱乐城建成前后的一组游客数据做比较：建成前外国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为2天，日均消费200新元；之后停留时间是4天，日均消费400新元。“游客多出的2天去了哪里？钱花在哪里？”杨教授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不过却引得现场观众会心一笑。
杨教授也指出，新加坡的奇迹是制度化的。它既呈现资本主义的效率，也保有社会主义的温度——公积金、公共住房、医疗保障把波动成本社会化，从而维持增长的政治基础。继而，他在总结新加坡的“十项经济成就”中指出，最核心的不是数字，而是结构性的智慧，这包括：
- 以制度赢得投资信任，新加坡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最佳；
- 以开放塑造枢纽角色，外汇交易额稳居世界第三，超过东京与香港；
- 以教育与科技驱动产业升级，从制造业转向知识经济、创新经济；
- 以法治与廉洁保障可持续繁荣，让全球4200家跨国企业把总部设在新加坡。
“新加坡真正的危机不是外部冲击，而是内部自证循环中的迟钝与自恋”。末了，杨教授引用陈振声部长的提醒，“我国最大的挑战是避免自满。”
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永不犯错，而在于始终保持对危机的敬畏——谦受益，满招损。进入“六十岁”的新加坡仍然保持自谦和谨慎，正是这种未雨绸缪，忧患意识的自省姿态，让新加坡能走的更远。
“向建国60周年致敬”大型座谈会在宗乡总会的礼堂举办，主宾为新加坡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当天嘉宾有天府会会长胡军辉、陕西会会长王刚、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蘐、知名媒体人严孟达，现代企业管理协会荣誉会长程宇超，以及其他商团机构和校友会代表等逾300位观众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