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8日，新加坡）长期以来，外界一提到朝鲜，往往首先联想到的是饥荒、核武危机，以及高度封闭的社会。但如今的平壤，却正在出现一些过去几乎难以想象的变化——交通开始变得拥堵，停车位也越来越紧张，甚至出现“一位难求”的情况。
而这一轮不断升温的“汽车潮”，从表面上看，是城市交通状况的变化，但更深层来看，它其实同时反映出几个重要趋势：一方面，平壤内部的私人财富在有限范围内悄然增加，消费文化也开始缓慢萌芽；另一方面，在国际制裁持续施压的背景下，朝鲜对中国的依赖，也在进一步加深。
这股“汽车潮”的规模从多个侧面显现出来。路透社查阅的最新卫星图像显示，过去经常有大量空位的平壤停车场，如今已变得相当拥挤，多处几乎停满车辆。同时，街道上的车流量也比以往明显增加，不再是过去那种稀疏、可控的状态。
如果再看细节，变化更叫人诧异。过去在平壤街头，常见的车牌颜色主要是蓝色或黑色，通常代表政府或军方车辆。但近期到访者指出，黄色车牌越来越常见，而这一颜色一般代表“私人车辆”。
与此同时，平壤近来也开始出现电动车充电设施，这说明当地汽车消费不只是“数量增加”，也在向更复杂的品味升级。在制度层面，朝鲜这两年也对相关规定做出调整，允许每户家庭通过官方认证渠道购买最多一辆私人汽车。换句话说，私人汽车的存在，已经在制度上被“允准”和“规范化”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还公开视察了一处汽车服务中心。这种行程，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官方对汽车的关注正在上升。
当然，由于联合国自2017年以来禁止向朝鲜出口汽车，官方统计数据中，几乎看不到这股“汽车热”的真实规模。但如果转向中国海关数据，则会呈现出另一个图景。
例如，2025年，中国对朝鲜出口的乘用车轮胎接近19.3万个，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高出约88%；后视镜出口量更是接近增长四倍；润滑油和润滑脂的出口也增加超过150%。这些数据从侧面说明，越来越多的朝鲜居民正在实际使用汽车，因此对零部件和维护用品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
不过，中国海关数据却显示，去年官方渠道对朝鲜出口的整车数量仅为两辆。也就是说，真正的汽车流入，很可能并不主要通过正规贸易完成。多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目前汽车更多是通过中朝约1400公里边境的各种非正式渠道进入朝鲜。
一名来自中国吉林省的二手车商也提到，准备进入朝鲜的车辆，往往会经过多次转手，最终才由少数熟悉边境路线的人员，以较为隐蔽的方式送入朝鲜境内。
从用户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拥有私家车的，仍然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一个是政治与经济精英，另一个则是所谓的“钱主（donju）”，也就是在市场化活动中积累财富的新兴商人阶层。
一些实地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去年10月访问平壤的新加坡摄影师Aram Pan表示，那是他第20次访问朝鲜，但却是第一次在平壤遇到交通堵塞。他形容说，主干道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瓶颈，“因为车真的太多了”。他还提到，自己至少看到上百辆挂着黄色车牌的汽车。
从社交媒体流出的照片和视频也显示，平壤街头已经出现大量外国品牌汽车，其中既包括中国品牌如长安、奇瑞、吉利，也包括德国品牌宝马和奥迪，而其中占比最高的是中国品牌。宝马和奥迪方面则回应称，公司并未在朝鲜开展业务，也不清楚相关车辆如何进入当地市场。
目前外界仍然无法准确统计朝鲜私家车的总量，但一些迹象或可表明，比如五位数车牌开始出现，甚至有视频显示部分黄色车牌号码已经进入“1万号段”。首尔“韩半岛和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郑昌贤估计，未来一年内，朝鲜私家车数量可能会突破2万辆。
首尔世宗研究所研究员瓦特（Peter Ward） 认为，朝鲜的汽车政策，本质上也是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一种方式。他指出，允许私人拥有汽车，并不意味着放松管控，而是把消费行为纳入国家体系之内进行管理。他说，这样既可以刺激消费，同时也能把原本在灰色地带扩大的市场活动纳入体制框架。
韩国统一研究院研究员郑恩莉也指出，朝鲜汽车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她表示，过去人们或许还能明确说出哪一个品牌占主导，但现在已经很难再做这种判断，因为车型来源变得非常复杂。她还提到，目前朝鲜市场上的汽车价格大致从5000美元到3万美元不等，涵盖新车、二手车、燃油车以及电动车等多种类型。
一名长期往返朝鲜的外国商人直观地形容：“现在平壤的交通密度已经夸张到难以想象，黄色车牌几乎随处可见。”
总体来看，观察人士认为，在一个长期与“匮乏”和“封闭”紧密绑定的国家里，如今出现一种初步的汽车文化，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平壤私人汽车数量的上升说明，即便在国际制裁持续的压力之下，当地精英阶层以及“钱主”群体的消费能力，仍在有限空间内出现扩张。
更重要的是，这场“汽车热”所带来的变化，还具有更深层的社会含义。那些象征私人所有权的黄色车牌，正在让原本长期被认为相对均质、整齐划一的社会结构，逐渐显现出可见的分层：有人开始拥有更强的流动能力，有人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意味着，在这座首都内部，关于向上流动的渴望，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