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的危机

淹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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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到那条河缓缓流过,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 当你听到鸟儿欢唱、树蛙鸣叫 …… 突然,你内心产生波澜,是啊,我早已忘却了这一切。”

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用这段深情独白揭开了《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他所呈现的这幅充满生机的场景或许是南美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一角,或许是新加坡麦里芝蓄水池(MacRitchie Reservoir)的一处,然而,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正在让人类与它渐行渐远。这部呼吁人类正视环境危机的纪录片荣获了奥斯卡金像奖,但却无法停止环境恶化的进程。

在过去的13年里,世界各国签署了大小环境协定无数,但地球的温度和海平面仍在无情地上升,并且一天一天地逼近那个我们都清楚但却不愿去面对的“无法逆转”的一刻。如果打开联合国环境署官网“气候变化”的首页,你就会读到:“即使《巴黎协定》承诺得以兑现,全球在本世纪末仍可能升温超3.4摄氏度,人们将被迫适应极端新气象”。

其实,“极端新气象”已“兵临城下”。仅今年四月,印度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和沙尘暴等极端天气袭击,造成30多人伤亡;中国深圳发生“4·11深圳短时极端强降水天气”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加拿大东部遭遇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这些一定不是刚过了71岁生日的戈尔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剩下应对环境危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更可怕的是人们似乎无暇顾及环境变化。在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和耸人听闻的环境数据面前,不少人仍更愿意沉醉在手机、电脑里的各种虚拟世界。即使媒体和专家的关注点也常常不可避免地被环境以外的新闻牵着走。的确,除却气候危机,世界还有太多让我们愤愤不平:斯里兰卡的连环恐怖袭击分明在向人类宣战;巴黎圣母院的付之一炬让人心酸;中国盐城化工厂爆炸简直就是悲剧重演……  但同时,我们已不再谈论18年前的“9.11”;5年前“失踪”的马航;甚至是1个月前中国森林大火中牺牲的20多位年轻消防战士…… 所有这些正在被关心的和正在被遗忘的“人祸”似乎都比“天灾”来得棘手,来得重大。

对一个国家来说,推行环保措施常常意味着需要与经济目标相妥协。关闭老旧电厂,更换排放超标的汽车,补贴绿色发电……, 这些都需要国家预算的支持,但在执政者看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它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未必及得上房地产开发和建立经济特区,效果也不会像造高楼,修地铁那般立竿见影。上世纪50年代,英国首都伦敦在工业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英国政府随后花了20多年的努力 — 1956年英国颁布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空气法案》;1968年又追加了一份《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加髙烟囱,将烟雾排放到更高的空域;1974年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 如此直到80年代初,伦敦才逐渐丢掉了“雾都”的绰号。治理“看得见”的雾霾尚且需要这般气力,减少“看不见”的二氧化碳想必就更难了。

然而,人类同在一艘巨轮上,要确保航行安全,不仅要留意眼前的礁石,更要把握准确的航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倘若我们的子孙从我们手里接过的世界已变得无法修复,我们决不能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

要看得远,就必须站得高。就像新加坡,亚洲金融中心称号的背后处处都是绷紧的神经:它一边兴建海水淡化厂缓解当下的缺水现状,一边把机场造得更高以应对今后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挑战。可见,要想生存就必须面对各种危机,正视眼前的,预测未来的,不让危机淹没在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