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我必行 柯木林的历史情...

千山我必行 柯木林的历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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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 柯木林在做信任危机讲座

今年5月,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将一年一度的华族文化贡献奖(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 Contribution Award)颁给了一位特殊的本地历史学者。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他上过讲台,服务过政府,带过企业,利用出来的时间出版了新加坡首部华人通史等20部历史著作,并孜孜不倦地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 在网络高新时代,他依然信仰文字的力量,依然崇尚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国家的点点滴滴。他,就是新马知名历史学者柯木林(Kua Bak Lim)。

6月的一个公共假期,柯木林和《时代财智》记者约在位于麦里芝水库和植物园之间的日本人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见面。虽然这儿离柯木林的住所有大约25分钟的车程,但因为环境幽静、无人打扰,自1984年开始,柯木林一直是这边的常客,他的不少著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柯木林目前担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董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咨询委员会委员、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客座教授等职。为了不让繁忙的公务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他不仅在白天见缝插针,而且充分利用晚间阅读和写作。

“研究历史是我的个人兴趣,不感觉疲倦。我晚上的头脑更清醒,平时每天只睡5个小时。倘若一个人每天少睡3个小时,10年下来能多出很多时间。” 柯木林坦言自己这番“白加黑”的毅力始于学生时代对历史的热衷。1971年,他毕业于南洋大学历史系,并获得一等荣誉文学学位。在之后40多年中,他从事过各种工作,但新加坡历史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情怀。

阅尽千帆初心未改

1948年,柯木林出生在牛车水(China Town)中国街(Chinese Street)的一个中等家庭。从南大历史系毕业后,他去了德惠中学教历史,虽然在柯木林看来,那只是一份短期的“零时工”,但他当时的学生中有的现在仍然和他保持联系。

教学半年之后,为了履行大学时代领取政府助学金所给出的承诺,柯木林进入了新加坡政府部门工作,他先去了新加坡关税局,然后进入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建屋发展局(HDB),并在那里工作了18年之久。期间,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他还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1983年与国家档案及口述历史馆、建屋局河水山区办事处等联合出版的《河水山组屋区的形成:从荒芜到进步》一书是新加坡第一本地方史。

河水山(Bukit Ho Swee)住宅区就是现在毗邻中峇鲁(Tiong Bahru)地铁站的PSB学院校区,该区域建国前曾经是一个密集的“贫民区”,由于生活条件差,充满安全隐患。1961年5月25日的一场大火导致了2800多户,16000多人流离失所。然而,成立不久的建屋发展局临危受命,通过大规模组屋兴建,让河水山旧貌换新颜。可见,柯木林笔下的河水山既是新加坡今非昔比的一个佐证,又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典范。

除了记录河水山历史,柯木林还在建屋局工作期间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并从1986-1995年担任总会首任学术主任。虽然他1995年后由于海外工作关系,曾一度离开宗乡总会,但2010年,又重掌学术委员会,此间前后30年,柯木林见证了宗乡总会从诞生至而立之年的历史进程:前15年学术委员会主要推广、普及、保存及整理华族历史文化;2010年以后,它更加系统地举办各类国际研讨会、专题讲座、展览及接待各类媒体访谈。在各方努力下,宗乡总会的学术委员会工作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肯定,中国厦门大学把宗乡总会视为学术研究合作伙伴。

为了学术研究,柯木林一直处于“充电”状态。他博览东西方史书,尤其是人物传记,并常常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人物的角色中,从而更好地体会历史人物的言行与当时历史环境的关联。他向记者坦言,历史应该是客观的,但由于自己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因此也特别崇拜情感丰富的历史人物。从中国宋朝诗人苏轼、辛弃疾到西方的莎士比亚,即使是具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他也能撇开政治立场和是非功过,挖掘到他们的才华,尤其是铁汉柔情的一面。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为了说明自己对铁汉柔情的崇拜,柯木林在采访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朗诵起了毛泽东诗词《贺新郎·别友》中的名句。这首彰显革命浪漫主义的毛泽东早期作品,即使在中国大陆知晓者也不多,但柯木林却能脱口而出。

“感情会产生激情,而激情对事业有帮助,” 充满激情的柯木林不忌讳“班门弄斧”,2011年,他曾在中国福建省图书馆做了一场关于北洋水师的报告,报告中,他将新加坡和中国清史资料结合起来,以当地《叻报》的史料记载为依托,详细介绍了北洋水师三次造访新加坡的来龙去脉。性格直爽的柯木林向记者坦言:“当时我心里有些担忧,因为有很多专家来听,但我的确说出了大家之前并不清楚的那部分历史。”

从1995到2010年,也就是柯木林两次执掌学术委员会之间的15年,他曾担任怡安(中国)产业公司总裁,且长期在华从事地产和物业领域的工作。

柯木林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1990年,因为看到虹桥机场的未来发展,便花了100多万人民币(20万新币)在上海外籍人士居多的古北地区买了一套“豪宅”,但后来随着国际航班业务迁往浦东,中国当时的房产市场还没进行商品化等多种原因,最后无奈只能将其亏本出售。

与房产投资相比,柯木林对物业管理更加了解。2000年,他出版了《物业管理运作指南》。这本操作手册的初衷是为物业管理公司与物业管理从业人员提供参考。当谈起物业在新加坡和中国不同的近况,柯木林便提到了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在他看来,物业的本质是一种如何与人打交道的机制,这在本质上与史学和人文哲学是一致的。如果要真正把物业做好,就必须用变通的方式和用户进行有效沟通,并让他们满意。另外,物业存在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也非常重要。

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曾带来了一整套法治体系对新加坡进行管理,而法律科班出身的李光耀又对该体制进行了加强管理,所以新加坡整个国家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然而,中国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中国是以人治的,这种历史秉性相承至今,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在物业方面则体现为管理方面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基本制度和社会共识没有建立,不仅管理效果不尽人意,还滋生出不少新的矛盾。

圆梦《新加坡华人通史》

“新加坡早期的历史都是洋人写的,虽然写得也很有水准,但一个民族的历史需要本国人来写,我们要拿回历史话语权,” 柯木林认为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以外,还要有自己的文化作为基础,才不会受到其它文化的侵蚀,并建立起文化自信。

为了建立起更多文化自信,柯木林早在1992年就萌发了想为新加坡编著新加坡华人社会史的憧憬,在之后的20多年中,他潜心收集新加坡历史的方方面面,于2012年提出自己的设想,并最终在2015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和宗乡总会成立30年之际将书出版。

柯木林和他的著作

《新加坡华人通史》是第一部以华文撰写的新加坡华人史,也是继1923年宋旺相编著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出版后的另一部有关新加坡华人的史著。这本史册涵盖了从14世纪至今700年来新加坡华人在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点、成就和贡献。李显龙总理曾将它称为“献给华社的一份珍贵礼物”。

《通史》全书共18章41节,80多万字,厚达800页,其作者群由新、马、中、港、澳洲等37位不同领域学有专长者组成,而作为总编的柯木林则戏称自己只是该书的“项目经理”。

时光荏苒,今年6月,为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年,《新加坡华人通史》的英文版(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也已问世。这本著作由柯木林和擅长新加坡古代史研究的国大客座教授柯宗元(Kwa Chong Guan)共同担任主编,由26名作者和七名译者合著。

柯木林认为,华文版作者许多都精通双语,出版英文版顺理成章。英文版更能接触到年轻人,以及马来人、印度人和国际读者,让更多人了解我国华人历史。然而,由于英文版只保留了华文版的10个章节,因此它不是中文版的简单翻译。新增的五个章节关注土生华人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南洋大学等本地华人组织。负责土生华人艺术篇的美术研究作家张夏帏曾表示,土生华人其实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创作和举办展览,比从中国到南洋的艺术家还要早。该如何把他们列为本地先驱艺术家和编入我国美术史,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通史》让柯木林圆了自己20多年来的一大心愿,但他认为历史的传承和新加坡自身文化的积淀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关键是要有一颗平常心。“只要每个种族重视自己的历史就起到了传承的作用,在历史的长河里肯定会慢慢地融合。现在新加坡建国50多年,莱佛士开埠200年,但对于文化形成可能需要500年时间,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该做的做好。”

柯木林认为华人是新加坡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抽掉这一部分就会很薄弱。但是,早期南来的华人大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即使受过教育的文人,其眼界也十分有限;而英国人莱佛士当时也是仅以一种商业的眼光看待和发展新加坡,未必想过要把这里建立成一个文化国家,因此“商人至上”的总体基调一直延续至今,而文化建设则一直处于相对较次的地位。不少新加坡华人认为即使看不懂中文,也可以生活得很滋润。然而,当他们一旦走出国门,去欧洲或者日本其他囯家,当地人看到他们虽然是华人却读不懂汉字,就会感到很奇怪。毕竟,每一个人都应该传承本族文化。

“新加坡的文化事业大有可为,只不过因为要考虑多元文化因素,有时不得不缓慢地匍匐前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盛世,但她的文化盛世也许仅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