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热情”面对“残酷”

当“热情”面对“残酷”

10348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电影正在逐渐恢复往日的辉煌。一些国内外的私人、企业和私募基金也对电影产业充满信心,纷纷把部分资产从传统投资领域如贸易、房地产、IT等转移到以电影为主的文化产业中。是什么原因掀起了这股投资热潮呢?

笔者认为这背后的动力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从九十年代开始,新加坡电影近二十年的冰河期逐渐解冻复苏。在当时政府制定的新的文化艺术政策中,电影被归为文化产业,同电视、音乐、动漫、电脑游戏等一样都将受到政府的资助和推动。一场欲把新加坡打造成“二十一世纪的通讯与媒体中心”的文艺复兴计划正式拉开帷幕。同时,政府在1991年推行了新的电影分级制度,从此更多的外国电影和资金涌入新加坡,每年都大量的影院建成。这些改变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活了本地电影的制作,也让众多投资公司对本地电影产生了极大兴趣。第二,本地电影市场充满潜力。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也只有五百万。但是,就是在一个这样看似发展空间有限的岛国,却有400多块电影荧幕,每年人均观影次数以4次高居世界年人均观影次数榜榜首。此外,作为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加上双语优势,可以预见优秀的本土电影广阔的全球市场。第三,几部本地特色突出,且票房不菲的电影(如《小孩快跑》、《钱不够用》等),让投资方对本地电影和优秀的电影人才,尤其是著名导演梁智强充满了信心。

可是,在这么多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本地电影在吸引投资时仍存在很多问题。可以说在种种“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少投资者的“热情”在慢慢冷却,甚至出现了一部反映新加坡建国历程的电影《1965》因为缺少资金,请不起知名导演和演员而筹拍多年的尴尬。

缺少优秀的电影剧本

相较于电影的制作技术和知名演员来说,一个深入人心的好故事、好剧本才是一部电影的核心,也是其在市场上是否能获得成功的关键。但是,本地电影业非常缺乏优秀的剧本,这源于没有优秀的剧作家。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新加坡,昂贵的生活成本压力让制造业、金融业、IT和跨国企业成为个人职业发展的主流领域,文学创作尤其是电影剧本写作仍被认为是浪费时间,且算不上正职的工作。

虽然新加坡媒体发展局有一项扶持新人剧本作家的计划,通过申请,有潜力的剧作家可以获得高达上万元的资助,用于参加剧本创作的培训,或者用于把现有的故事和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可是要培养一个有影响力的剧作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需要剧本作家们全面且深入的了解新加坡的历史、社会和文化。

合资电影的困境

新加坡不乏有意涉足电影产业的资金,但碍于本地电影暂时还难以彻底打开市场,特别是亚洲华语电影市场,导致大量本土资金流向海外,如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与海外电影公司或基金合资拍电影是本地电影投资方的主要运作方式。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成立于1988年的新加坡星霖电影公司。这是新加坡建国后成立的首个电影制作公司。在星霖电影公司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它更多的是参与海外电影的投资,而非独立制作本地电影,如《见鬼》、《无间道2》、《向左走、向右走》、《茶舞》、《门徒》、《画皮》等都有星霖的参与。这样的投资模式虽然能确保经济上的成功,但大多数这类的电影对新加坡投资方来说,也只限于经济上的参与而已。因为跨国制作的影片缺少新加坡风格元素,如多种语言、俚语幽默,就有可能会有丧失本土市场的风险。这对本土电影的发展来说,减少了让他们成长的机会。

市场运作机制尚未成熟

市场运作机制对电影产业的巨大促进作用,让我们看到了美国好莱坞大片风靡全世界。美国电影协会是确保整个电影业健康运行的保障,它不但制订了电影分级制度,也让整个市场形成了良性的创新机制:大量的中小创意公司为电影制作提供服务,而明星经纪公司保证了核心商业资源的不断推陈出新,产品营销公司则扮演着打通全球商业道路的角色,各类电影工会组织则最大化地保障剧作家和演员的权益,形成劳资平衡,构筑牢固的创作基石。在此背景下,美国电影协会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借助美国政府的力量,将好莱坞的作品超越国家、制度、文化的障碍,行销全球。

而反观新加坡,我们看到的多是缺乏创意、制作不良、营销力度不够的本地电影夹杂在众多欧美大片中,仅在电影院昙花一现便被人们快速忘记了。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本地尚未形成自己一个成熟的电影运作机制。越是在这样的困境下,电影制作者越是要踏实的做出有诚意的本地电影,才能恢复观众对本地电影的兴趣,恢复投资方对本地电影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