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精英堕落时代的秩序危机

郑永年:精英堕落时代的秩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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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最近,美国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演讲时宣称,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里,不掌握在班农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个著名政治人物或伟人手里。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

班农是特朗普选举时的关键人物,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班农也一度为官,但后来退出特朗普体制,开始到日本和欧洲各国从事民粹主义运动。班农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第一,美国精英已经没有能力掌握国家发展的命运;第二,小人物被政治所忽视,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小人物闹革命创造了机会;第三,小人物革命的发生是可能的,胜利也是可能的。实际上,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政治大背景,就是班农等人长年累月所从事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

不过,班农的这番话也不完全对。小人物的确可以闹革命,但问题在于,革命之后又怎样?平民闹革命并不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但革命之后往往又是老样子。或者说,革命能够改变小人物的命运吗?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确想代表“小人物”(这里指特朗普想代表的美国白人)改变美国(“使美国重新伟大”),但这位总统真的能够改变美国现状吗?是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或者没有本质变化?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明确的答案。

这里就有一个政治人物(精英)和“小人物”(普罗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政治来说,诚如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论述过的,无论古今、无论怎样的社会、无论怎样的统治方式,社会都是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者精英和大众两部分。这是因为,第一、统治者永远都是少数;第二、社会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等级性不会变;第三,参与程度可以有不同,也就是统治方式会有变化,但统治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两位学者因此也以精英类型的变化来解释历史的变化。

精英堕落导致失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各国内部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有很多原因,但精英的堕落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2014年,美国社会曾经讨论白人统治集团的问题(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一些人认为,美国过去的辉煌和该集团一度掌控了政治、经济和教育资源有关。不过,这个集团的成员如今不再风光,也对自身丧失了信心,失去了担当领导的责任、力量和兴趣。

美国现在没有了统治阶层,只有一个包括人称精英团体在内的管理阶层,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识界精英组成的贵族阶层。这个讨论发生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不言自明。但这个讨论也是在检讨传统政治精英阶层衰落或堕落,所带来的秩序危机问题。

今天的西方,精英阶层堕落的迹象和标志随处可见。所谓的“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不断揭露世界各国精英阶层多年来逃税的故事,英国女王和各国最高权贵都在名单上。不管精英逃税的背后有什么原因,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都逃税了,这个统治阶层一定是衰败了。

政治统治阶层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政治是精英共识政治。尽管精英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但这些精英大都来自“职业政治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语)家庭,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只要精英之间有共识,不同精英(或者党派)轮流执政,维持体制的运作。同时,精英群体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还须追求政体社会或国家的利益,用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统治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层,就是因为其所追求的利益超越了本阶级。

的确,从经验来看,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大都发生在大众民主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间。尽管西方一直强调制度对政治人物的制约,但前提是政治人物会自觉地遵守制度规则。政治精英之间有遵守制度规则的共识,制度就可以有效运作;一旦精英之间失去共识,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会遭到破坏。这类事情在世界各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经济精英阶层的衰落也是显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道德情操”,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数代企业家群体。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的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但竞争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目的性。今天的资本阶层尽管更具竞争性,但已经变得极端自私、毫无责任感。

随着宗教衰落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唯有金钱能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衡量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阶层已经表露无遗。这场危机本身就是资本造成的,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拯救市场,但在华尔街得到这笔庞大的“救济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红”奖励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

知识阶层的堕落,对秩序危机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界造就了强大的文化批评精神。这种文化批评精神(尽管有时显得过分)一直是西方进步的动力。今天,这种批评精神被大大减弱,甚至在消失。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残留着批评精神,但更多的知识精英主要是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尽管一直被视为是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学,也应当为包括2008年次贷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负责,但其主导地位不仅很难撼动,而且一直在强化。政治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扩张到非西方国家为己任,自觉地成为了西方民主的“传教士”,但忽视了对西方自身体制弊端的批评。

在与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过程中,知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无论在英国的脱欧公投期间,还是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众已经不去理会知识界(包括媒体)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于“假新闻”。尽管知识界提供的分析远比“假新闻”有效和真实,但在民众看来,知识界只是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

概括地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权力、经济和知识三结合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集团,其利益追求很难超于本阶级(阶层)。这构成了学理上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西方内部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政治精英“消费社会”化

然而,精英阶层的堕落也是对环境变化的反映。换言之,精英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战以后,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曾经就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过一场持久的争论。为什么这场争论产生在二战之后?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向“富裕社会”转型。

这种转型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开始“消费社会”化,即从传统的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转型成为以“大众”为基础。现在人们不再争论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经完全接受政治以“大众”为基础。

这种转型至少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精英阶层本身的经济机会大增。例如在美国,所谓的“出类拔萃之辈”往往选择经商而非从政。第二,大众民主崛起后,政治从“生产”政治转向“分配”政治。“生产”政治所依靠的是企业家(资本)阶层,而“分配”政治所依靠的则是大众的“选票”。第三,传统上,国家(政治)只是资本(经济)的代理(马克思语)。但当“选票”成为政治基础时,资本对国家的影响力减少。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找到了“合理”与“合法”的途径,流向世界各地,逃离“选票”所带来的压力。第四,基于“选票”的政治为“大众”跻身政治精英层提高了机会。在大众民主时代,贫民成为政治家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表明政治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尽管统治者仍然是少数,但统治者可以来自贫民。

不过,“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平民一旦成为统治者,不仅执政经常出现问题,而且也经常变得更加贪婪,而且是永无止境的贪婪。前些年,英国出现议会议员贪图小便宜的大面积腐败。这在从前很难想象。以前是贵族统治,发财之后再去从政,但现在从政者必须首先考虑到养家糊口。

精英阶层堕落之后,西方的执政就转向了简单的法治。因为道德水平不再,法治成为最方便的工具。尽管法治是西方世界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但简单的法治仅仅是维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难对现行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实际上,法治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持现状的最有效工具。

正因如此,尽管法治在继续,但西方内部秩序问题也在不断恶化。没有人会相信,简单的法治能够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包括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在内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西方各国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些主义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内部秩序和国际秩序,给西方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今天西方所面临的秩序危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统治阶级危机,或者说是精英危机。如果精英阶层继续堕落,无政府状态就不可避免,直至最后的秩序解体和重建。上述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用“精英类型”的转型来解释历史进程的理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更有相关性。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过程,也是近代精英的造就过程,构成了西方的进步时代。到今天,构成精英的传统资源似乎已经用尽,或者说,传统精英的“品德”和现代社会变得不是那么相关了。

历史又是一个轮回。如何产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构精英的“品德”?这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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